《在世界与我之间》，[美]塔那西斯·科茨著，于霄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5月第一版，36.00元
    《在世界与我之间》所要表达的，远不止种族问题，也超越了肤色的二元对立。同时又将矛头触及最根本的隐痛——黑人随时可能遭受掠夺的身体。那些毁灭身体的人并没有独特的恶。
    月光下，黑人的身体是蓝色的。2016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月光男孩》，避开了街头暴力、毒品、帮派、肤色差异等标签元素，只专注细腻地描述一个黑人男孩内心情感的蜕变与释放。遇到至爱，男孩武装到牙齿的身体不再紧张僵硬，变得温柔而不设防。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奖作品《在世界与我之间》也是从个人角度切入。一位黑人父亲在写给儿子的家书里，告诉儿子他曾经历的人生。“我的责任是告诉你我走过的道路，然后让你走出自己的道路。”如何了解这个被各种标签和偏见所蒙蔽的族群？人类共有的情感是讲述一切的出发点。从这里开始，进入他们的世界。
    我们总会循着创伤的轨迹长大成人。对于《在世界与我之间》中披着黑色皮肤的“我们”来说，这轨迹在某一部分是共通的，它并不在于出生时有深色的皮肤、厚厚的嘴唇、宽大的鼻子，而在于此后发生的所有事情，在于“美国梦的重压”。一种在美国绵延世代的古老恐惧，从出生时起便渗入发肤。作者科茨回想起少年时代，恐惧如影随形。在巴尔的摩街头，身体随时面临被掠夺的危险。一个单眼皮男孩在停车场附近用枪指着自己，科茨整个身体被掌控在他的一双小手之中。恐惧也弥漫在街头斗殴中，弥漫在黑人男孩插在卫衣口袋里的双手和黑人女孩的放声大笑中，弥漫在被父亲用黑色皮带鞭打的刺痛之中。对于为人父母的黑人来说，最大的恐惧意味着失去他们的孩子。“黑人爱他们的孩子，那是一种近乎痴迷的爱。”他们表达爱的方式不是温柔，而是暴力。暴力之中掺杂着深深的焦虑。因为，“你是我们的一切，你来到我们身边，也来到了危险之中”。
    只要睁开双眼，针对黑人身体的掠夺随时可能发生。科茨曾经去拜访一个死去的黑人男孩的母亲。这个男孩因为拒绝调低音量，与一个白人男性吵架，之后他被杀死。凶手甚至打空了枪里的子弹，最终凶手被定罪不是因为杀害了男孩，而是因为他向男孩逃跑的朋友连续开枪。痛失爱子的母亲困惑地问：“如果他不还嘴，不大声还击，他会平安无事吗？”科茨大学时代的朋友普林斯·琼斯开车看望他未婚妻，在弗吉尼亚北部，被PG郡的警察误杀。射杀他的警察就是黑人，而授权这个警察杀人的政客也是一位黑人。丧友之痛将科茨从恐惧逼向愤怒：如果他，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社会精英的孩子，“加倍优秀”信条的守护圣徒，都难逃厄运，谁还能逃脱？事后，科茨见到琼斯的母亲，他从她的眼神中看到了钢铁般的坚毅，那种在20世纪60年代的静坐照片中捕捉到的高贵与空洞，情感被压抑与切断的神情。琼斯母亲说：“我花了很多年，发展事业，积累财富，承担责任。只是一次种族主义行动，一切灰飞烟灭。”
    面对这些真实深切的伤痛，科茨拒绝从宗教之中寻求宽恕与解脱。他在信中追问：“一个人如何披着黑色的皮肤，生活在一个迷失于美国梦的国度？”问题本身也在追问中得到细化。《在世界与我之间》于父亲对儿子的谆谆关怀背后，更是生而为人的探求之旅。
    在此之前，不乏广受关注的黑人题材作品，比如《为奴十二年》，故事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前夕，主人公所罗门是纽约州萨拉托加的自由黑人，他有事业，有家庭，擅长拉小提琴，因为一场意外的欺诈绑架，卖到南方庄园沦为黑奴。同伴曾告诫他：要想生存，就低头行事。他依然惯性地挣扎：我想生活，而不是徒有生存。他试图凭借专业技能寻回做人的尊严，没想到引起白人贵族的嫉恨而招来杀身之祸。他被吊在树上，喉咙卡在绳圈里，身子悬在空中，只剩下脚尖与泥地的一丁点接触，他拼命在湿滑泥地里踮起双脚，脚尖只要稍微滑开地面，套在脖子上的绳圈就会瞬间让他窒息。足足持续三分钟的长镜头，无声无息又惊心动魄。而镜头推远，从早晨到日暮，周围是一片宜人的晴和风景，黑奴从他身边来来去去，草坪上还有很多黑人男孩嬉闹玩耍，没人想要搭救他，甚至没人意识到这其中隐藏怎样巨大的暴戾与不公。他们只是习以为常了，这种习以为常渗入意识深处，构成了枷锁的一部分。从此，所罗门虽然捡回一条性命，但为了安全地活下去，假装不识字，扔掉了小提琴，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体，不得不放弃自由人的权利与尊严。就像《在世界与我之间》所形容：“在美国星系属于我的、黑人的那一部分，身体被强大的重力所束缚，而自由的另一端，却不是这样。有一股不可思议的能量保护着这个界限，我在此中感觉到宇宙般巨大的不公和切肤的残酷。”美国南北战争前夕是这样，即使到了现代美国也依然如此。
    多丽丝·莱辛的处女作《野草在歌唱》是从一位普通的白人女性玛丽的立场来展开叙述的。玛丽没有什么“独特的恶”，可即使在南部非洲这片蛮荒之地，种族观念也如同自然景观一般存在着。玛丽瞧不起黑人，而白人的世界同样乏善可陈，当她日渐感到与环境格格不入时，黑人雇工摩西的到来，给她的生活带来冲击，他是唯一一位深深理解玛丽恐惧的人，同时关怀着她的日常起居。摩西的存在让玛丽既厌恶又深深着迷。她的矛盾是因为，眼前的黑人拥有着不容被轻视的情感与尊严，要求着她平等的对待。然而，主仆之间的暧昧抵不过玛丽深植于心的种族偏见。最终，摩西在一个雨夜报复性地杀死了玛丽，他并没有选择潜逃，而是静静等待法律裁决，这也证明了他生而为人的尊严。与此形成反衬的是白人警官查理。他为了维护白人的优越感，微妙地回避了玛丽的死因真相，他弯下身瞪眼看着玛丽的尸体，带着警告的意味，神情充满憎恶恐惧。这个小小的细节，将白人文化的伪善与虚弱一览无余，莱辛借旁观者之口写道：“白人文化决不允许一个白种人——尤其是一个白种女人和一个黑人发生什么人与人的关系，不管这种关系是好是坏。‘白种文化’一旦允许建立这种关系，它本身就要崩溃了，无法挽救。”
    《在世界与我之间》所要表达的，远不止种族问题，也超越了肤色的二元对立。同时又将矛头触及最根本的隐痛——黑人随时可能遭受掠夺的身体。那些毁灭身体的人并没有独特的恶。造成一系列伤害与恐惧事件的，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不过是在制度机体上面活动的有机细胞。“这些毁灭者仅仅是在执行国家的奇思异想，正确地阐释它的传统和遗产。”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尤其是，当这个枷锁紧缚住身体的时候，一着不慎，全部化为乌有。少年时代，为了在巴尔的摩街区生存下去，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体，科茨不得不学会一种安全的街头语言，大脑的三分之一在考虑着上学与谁同行，同行人的数量，走路的姿势，微笑点头的次数和对象，谁友好地给了一拳而谁没有；长大成人，依然需要扭曲身体用以塞进城市的建筑，扭曲身体以获得同事的重视，扭曲身体以避免给警察上前的借口。“我一生都在听人们告诉黑人男孩女孩要‘加倍优秀’，也就是说要接受事倍功半的结果。”生命的大半部分时间被恐惧剥夺，这些时间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并没有谁对这种损失负责。
    世代传承的枷锁难以摆脱，然而这一切究竟是为了满足什么人的目的而存在？在历史和社会制度深处，罪魁祸首便是美国梦。美国梦在异域人的眼光里是正面光辉的梦想，是无所不能的英雄主义。美国梦总在标榜自由和正义，却建立在对黑人身体的掠夺之上。科茨清醒地意识到：“从这个国家成立之初起，对黑人生命的掠夺就流进了它的血液，在整个历史中又得到加强，于是，掠夺成了国宝、智慧、感知和默认设定——直到我们生命的尽头，我们不可避免要回到的状态。”科茨不希望自己的儿子生活在谎言之中，他要让儿子认清自己是国家“垫在下面的人”，1776年是这样。今天亦复如此。“没有你，就没有他们，没有摧毁你的权利，他们一定会从山上摔下，失去他们的神圣性，从美国梦中跌落。”
    不要相信美国梦，不要妄想能够叫醒沉浸在美国梦中的人，而那些为了抵抗美国梦而刻意营造的梦同样需要警惕，因为那也是因恐惧“他们”的标准而创造出来的逃逸之地。必须警惕每个梦想、每个民族，即便是他自己的民族。“教育的目的就是引发不适感，教育不是为我提供一个美国梦，而是打破所有梦，打破有关非洲、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所有安逸神话，将我丢进丑恶的人性中。”
    绝望之为虚妄，正如希望相同，科茨为儿子取名叫做萨莫里，名字里有抗争的含义。科茨告诉儿子：“抗争是我唯一可以教给你的，因为这也是在这个世界你唯一可以控制的。”“我们确定不了街头的走向，尽管如此，我们可以也必须有自己行走的方式；历史不是尽在我们掌握中。抗争不一定可以换来胜利，但它可以确保你的一生荣耀而理智。”科茨的抗争哲学与鲁迅先生的“反抗绝望”不谋而合，每个国度都有弱势群体，都有他们无法逃脱的星系与枷锁，将国家的历史与人性展现在你面前，不是为了让我们认同自己的枷锁，而是“在接受了历史的混乱与自己命定的事实之后，终于可以平心静气地思考，我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特别是，我如何在黑色皮肤的身体里自由地生活。”
    自由源于抗争，而抗争源于爱。这才是在枷锁之中获得生命价值的唯一途径。美丽抗争的方式，从来不会诉诸暴力，而是保持清醒的理智与见闻，通过写作进行自我探求，对这个世界每多了解一分，就会多爱它一分；也不逃避脆弱，正是脆弱让你更加接近生命的意义；除此之外，还有对他人的爱：对女孩的爱——她们让科茨瞥见逃离这个充满束缚与盲目的星球的太空桥、虫洞、银河传送门。对孩子的爱——科茨带着儿子萨莫里去幼儿园，体育室里充满混乱而欢乐的儿童，萨莫里毫无犹豫与胆怯地挣开科茨的手，加入他们。每到这时，少年时代弥漫在巴尔的摩街头的恐惧会再次袭上心头。然而一路走来，对儿子的爱也让科茨成长，他挣脱了黑人父母对孩子身体被掠夺的惯性恐惧，强压下将儿子拽回来的冲动。他告诉了萨莫里关于这个美丽而残酷的世界的一切真相，同时不对儿子的快乐设限，而选择了表达信任、温柔和勇气。父爱也是一种抗争，它何尝不是一种英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