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你还不能决定是否花一个晚上读读里克·杰寇斯基（Rick Gekoski）这本《托尔金的袍子》（王青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二〇〇一年），那么你就花两分钟看看我这里复述的故事好了。
    作者是个珍本书商人，他在一九八八年春季的待售书目录里列出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一九五九年伦敦版，作者签名本，标价三千二百五十英镑。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看到后给他写了一封信，说如果你那本能标价那么高，“那由他签赠与我的巴黎版该价值几何？”一九五五年的巴黎版才是真正的首版，而且这正是珍本书商所称的“关联本”——作者题赠给另一位名人的书。四千英镑，他从格林那里把《洛丽塔》带了回来。第二天上午，一位朋友来访，对着《洛丽塔》两眼放光，开了张九千英镑的支票，把书带走了。故事还没有结束，一九九二年，他以一万三千英镑再次买进那本书，但不久又转手。过了十年，二〇〇二年，那本书在嘉士德拍卖会上现身：两万六千四百美元。
    商人，当然讲的是交易，而交易，就有价格的高低起伏。但珍本书的价格，至少在这本书里讲的珍本书，似乎只是一路攀升。为什么呢？如果仅仅是个买进卖出的交易商，就未必讲得清楚了。
    这本书的作者还是个文学行家，他在牛津拿到博士学位后，到一所大学教二十世纪文学，后来辞职专做书商，经营文学珍本，背后还是有专业功夫。所以他讲的故事，一半是交易，令人头晕目眩的价格高歌猛进；另一半是，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被承认之前，不受待见的屈辱、出版的一波三折、问世之后出人意料的成功，等等。对文学史了如指掌，又能把教书匠枯燥乏味的知识变换成活灵活现的情境进行叙述，再加上交易（价格是这个时代最牵动人心的东西了），而且是他本人参与其中的交易，这些“大作家与珍本书的故事”，就真的很好看了。
    当然，如果你不是对书有感情的人，你也不会觉得好看。作者对书有感情，对他生意范围的二十世纪文学更是情深意切，所以说起一本书的前世今生，才会情动于衷，感慨系之，而不仅仅是精彩刺激的故事而已。
    感情也和估值有关。在他看来，卡夫卡《审判》的手稿拍卖高达一百万英镑，“这还是便宜的：因为那笔钱连一幅贾斯伯·琼斯的劣作也买不到。”所以，当“垮掉的一代”代言人凯鲁亚克《在路上》的手稿拍卖的时候，嘉士德开足了马力大肆宣传，以求打破记录。这份手稿是宽九英寸、长一百二十英尺的打字稿，展开来就是一幅长卷，看上去可不就是一条路。最终成交价是两百四十三万美元。买家打算带着这部长卷手稿，沿着凯鲁亚克当年的路线重走一遍，这个决定恐怕也有感情的因素起作用吧。
    作为一个书从手上流进流出的商人，感情这个东西还真是个问题。“你承受不起多愁善感的代价，决不能和经手的书有太多感情瓜葛，发生太过深刻的联系。除非你腰缠万贯，否则你经手的书都不值得长久留存，无论你多么爱它们也不行。‘爱’这个字在此可能有些煽情，我使用它也有点犹豫不决。但是，每过一阵子就有一本书冒出来，散发出透切肺腑的吸引力，让你爱不释手，甚至为之心荡神摇，六神无主，无法割舍。”不断经历留存和割舍之间的感情挣扎，这生活，真够折腾的。
    总有决不割舍的，在作者，是《尤利西斯》。一九二二年二月二日，乔伊斯生日这天，在巴黎寓所接到了刚刚印出的头两册书。出版这本书的，是一个年轻的美国女士，在巴黎左岸开“莎士比亚书店”，此前还没出过书呢。《尤利西斯》第二版的一本在二〇〇二年创下四十六万美元的高价，是当时二十世纪文学作品拍卖的最高纪录。“我拥有（是珍藏着）首版《尤利西斯》七百五十册中的一册，上面有乔伊斯的签名。”他不但不会卖它，而且不会碰它，不会去翻开来读，为了保持它的品相：“只要我一天不去翻开来读，它的品相会一直完好地保存下去。都活了这么大年纪了，我一直都能屏牢了不去碰它，可真是我人生的一大快事。”这种体验，算得上特别吧。
    （岔开说件事，在巴金捐赠给北京图书馆的藏书中，有一本莎士比亚书店一九二四年出版的第四版《尤利西斯》，扉页上有巴金的墨笔签字“金”、图章和藏书章，书的背后盖有上海常熟路大同旧书店的“价格章”，书价是人民币四元。）
    如果像我这样一个读者，可以从作者所谈论的二十部名著的珍本中选一种自己最喜欢的（当然了，只是说说而已，买是买不起的），我毫不犹豫会选——在作者最喜欢的二十世纪书籍中“名列第二”的——T·S·艾略特的《诗集》，一九一九年出版，寥寥数页，封面如一幅油画。这本书是由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她丈夫雷纳德开办的霍加斯出版社手工印制发行的。这里的故事表面上平静如水，水面之下却可能暗潮起伏。我指的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制作这本书过程中的心理状态。一九一七年，伍尔夫夫妇买了一台印刷机、一套字模、制版框、活字盘，弗吉尼亚开始了半职业化的印刷工生活：“检字、排版与印订书籍对弗吉尼亚具有一定的疗效，这一切把她从文学创作时紧绷的想象工作中解脱出来。”说得更明确一点，这有助于防止弗吉尼亚神经崩溃反复发作。曾经有一年的时间，《尤利西斯》的书稿因找不到印刷商就躺在伍尔夫夫妇家中，当然他们也没法接这个活，因为，按照弗吉尼亚排印的速度，要完成这个工作，差不多要四十七年之久。一九一八年，他们和一个白天在银行工作、晚上写诗的美国青年一拍即合，出版他只有几首诗的诗集。《诗集》共印制二百五十册，定价两先令六便士。“过去这些年里，我经手过五本不带签名的一九一九年版《诗集》，最近的一本售价是一万英镑。每一本书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有一本是红色布面花纹装订的，一本是蓝色布面花纹装订，另外三本是大理石花纹纸面的，但都稍有不同。每当我闭上眼，它们每一本的模样就会在我眼前清晰地浮现，而我依旧怀念它们，仿佛是我一手抚养成人的孩子，待它们长大后，就放手让它们到世间去闯荡。”
    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它的物质化的形式（珍本、普通本、首版、签名本，等等）的价格，人对文学价值的发现和认识，对书的物质化形式的感情，这是不同层面的问题，通常我们都是分开来谈论的。这本书的作者却把这些不同层面的东西交织在一起，交织出五彩斑斓的书的身世和命运。
    他是一个很好的“说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