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一种缺乏审美功能的文学批评 伊格尔顿持有的批评理念和观点不足为奇，因为他原本就是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家。2008年时，他在一次访谈中还郑重声明：“我不把自己看作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我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我看来，‘后马克思主义者’是指那些在某些方面保留着马克思主义、但总体上已经从马克思主义转向了其他学说的人们。”(40)无疑，他不愿让其理论学说与“后”字沾连上关系，依旧以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倍感自豪。 诚如我们所知，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在社会实践，还是理论研究上都陷入低谷。与此相一致，不少西方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开始调整自己的研究策略或方向，以便能与风起潮涌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环境相一致。在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伊格尔顿能坚定不移地坚守其理想，是理应受到尊重的。但是退出社会学层面，从学术研究特别是文学研究的角度出发，也不得不指出他的批评理论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问题之一，在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框架中，文学、文化自身的价值并不在探讨之内。对他而言，重要的是要通过文学、文化来达到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的专政，即文学和文化是置身于两种意识形态中人的一种斗争工具。这种“工具论”意味着作家、批评家一旦离开政治，而且常常还是指对现实生活中具体政治事件的参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便失去了价值和意义。 这种以政治统帅文学批评的批评思路，与通常所说的那种学理意义上的文学理论研究有着不小的差距，会使不少学术问题变得面目不清。比如说，《批评的功能》一书把欧洲现代批评的源头追溯到专制政权的斗争中，即由于与专制政权作斗争，才产生了现代批评。这就把文学批评与政治斗争完全混为一谈，属于典型的偷梁换柱，其结果是彻底迷失了欧洲现代批评的真正肇始源头。 这样说当然不是截然反对把政治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引入到文学和文学批评中来，而是说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理论没有给文学的审美功能留下必要的空间。换句话说，他只是一味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规范文学，而忽略了意识形态一旦转化到文学领域中必然会有独立审美性要求的问题。其实，西方的其他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并非都像他这样偏激。别的不说，就说与伊格尔顿并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三巨头”的另外“两巨头”——詹姆逊与哈贝马斯。前者对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思想展开过系统的阐释，著有《语言的牢笼》；后者在其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主体间性理论，宣称“只有当艺术把在现代已分裂的一切——膨胀的需求体系、官僚国家、抽象的理性道德和专家化的科学‘带出到同感的开放天空下’，美和趣味的社会特征才能表现出来”。(41)就连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演进过程中占据十分重要地位的卢卡奇，也在其《小说理论》中对有关小说的本质和形式类型展开过研究。总之，这些同样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论家，与伊格尔顿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即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事物和问题外，也都相当注重对文学自身审美特性和规律进行探究。 问题之二，正如文章一开始所说，意识形态是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的关键词，他的整个批评话语体系都是建立在此之上的。遗憾的是，在面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时，伊格尔顿的理解却过于僵硬和单一。意识形态原本属于哲学范畴，通常泛指人们对世界和事物的理解与认知。尽管这种理解与认知脱离不了社会环境，毕竟人是社会的产物；但总体来说，这种理解与认知的维度，即人与世界、事物之间的关系建立可以是多样化的。具体到作家的创作与批评家的批评实践，所谓的意识形态至少可以大致有两种展开向度：一是作家、批评家无意识活动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内涵；二是作家、批评家有目的、有计划地导向那个特定的意识形态内涵。伊格尔顿忽略了前一种意识形态，甚或说他根本不允许其存在，只是一味地独尊后一种意识形态。有关这一问题，他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有过明确的说明：“我所说的‘意识形态’并非简单地指人们所特有的那些非常牢固的、经常是不自觉的信念；我指的主要是那些感觉、评价、认识和信仰模式，它们与社会权力的维持和再生产有某种关系。”(42)他对意识形态的这一认识，也毫不走样地贯彻到了《批评的功能》中。正如前文所论，该书的意识形态，也即所谓的“公共领域”，就是一个与“社会权利的维持与再生产”有着紧密关系的概念。说得更确切一些，该处的意识形态(公共领域)就是指社会主义，乃至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作为一种人生信仰，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把人生信仰——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学、文学批评完全契合起来，即它们不但要为社会政治权力服务，还要成为社会政治权力的一部分，文学和文学批评就会沦落成政治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进而会影响到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正常发展。 毋庸置疑，任何一个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摆脱不掉意识形态的束缚，但是，如何处理好文学、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正如西方另一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阿尔都塞所说：“尽管艺术和意识形态之间有特殊的联系，但真正的艺术不是一种意识形态。”(43)阿尔都塞既坚持了意识形态性，又坚决把艺术从意识形态的牢笼中释放出来。这种释放，意味着在其看来，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就在于它能挣脱出意识形态的束缚，绽放出它所拥有的那份独特之美。 不过，也需要承认的是，伊格尔顿的批评思想也有其复杂性的一面，就像他一方面批判解构主义，一方面又把解构的思路融合到其理论中。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后，他的理论视野明显地有所扩张，且对其前期的理论主张似乎也有所反思。在一次访谈中，他说：“我想说的是艺术确实是可认知的，并不仅仅是装饰，但是正如浪漫主义艺术家所想的那样，艺术的认知话语不是难以言传的，也不是超验的。相反，正如哈贝马斯所主张的，必须将艺术的真理与对道德、科学、政治等的洞察力相结合。”(44)他尽管还是没有脱离政治的框架，却明显降低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调门，开始给“艺术的真理”留下一点生存的空间。(45)更意味深长的是，他在这一时期还完成了《如何读诗》(How to Read a Poem，2007)和《文学阅读指南》(How to Read Literature，2013)这两部纯粹有关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的小册子。他为自己的“转向”找了个“借口”： 我最为广为人知的头衔大约是文学理论家和政治批评家，所以有些读者可能会奇怪，这两个题目在这本书里怎么不见了。答案：如果人对作品的语言没有一定的敏感度，那么既提不出政治问题，也提不出理论问题。我在本书中考虑的是为读者和学生提供几样入行的工具，没有这些，后面就很难往下走。(46) 然而他依旧把自己所做的这项工作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不懂艺术形式问题，就不懂政治问题。我们有理由追问：早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就曾系统受过新批评文本细读理论训练过的伊格尔顿，为何在其前期著作中不给新批评和形式主义留有一点情面，而在这时反而不厌其烦地教授读者和学生如何来解析具体的文学作品，这种转变在某种意义上说，肯定与他意识形态的转变有所关联。 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对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理论还是更应持有谨慎的态度。对西方国家而言，伊格尔顿的名声不管如何兴盛，他始终不过是一种文学思潮、一个文学流派的发声者。他的锋芒掩盖不住其他文学潮流、流派的锋芒和光辉，而在中国这个曾长期独尊“左派”和“政治”的社会语境和批评语境下，对伊格尔顿的批评思想如果不加鉴别、分析地全盘接受，就容易使我们的批评重蹈覆辙。另外，我认为，《批评的功能》中更有价值的部分，是伊格尔顿有关资本对文学生产的渗透和影响的论述，特别是其所说的“市场力量渐渐开始决定文学产品的命运”(47)、文学的评定“被置于市民社会的商品生产法则之中”(48)等，这对认识和评判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出版，都具有一定的参照与启发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