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鲍德里亚是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的相互征用与对话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家。虽然鲍德里亚的学术生涯经历了由马克思主义向后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但符号学是贯穿始终的方法论。正是符号学方法的运用使其学术生涯呈现出断裂与联系的内在张力。通过将符号学引入马克思主义，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物体系、时尚和艺术品拍卖及其体现出来的消费意识形态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进而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以此丰富和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也正是将符号学方法推向深入，促使他最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的基本原则，并在对后工业社会的文化、艺术和传媒等文化景观的批判中发展出了拟像、仿真、内爆和超真实等学说，并以此把海湾战争作为一种媒介事件展开批判，从而成为一个典型的后现代理论家。 关键词：消费社会/ 物体系/ 符号政治经济学/ 仿真/ 媒介事件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关系史研究”[项目编号：11CZW010]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项目编号：2015WLJH02]资助。 作者简介：杨建刚，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的相互征用与对话中，鲍德里亚是一个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可忽视的重要理论家。马克·波斯特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用于消除传统马克思主义局限性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以萨特为代表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另一种则是现代语言学理论。如果说列斐伏尔和巴特用语言学方法对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批判是语言(符号)批判理论的开端的话，那么“将符号学方法阐述为一种完备的批判理论的工作是由让·鲍德里亚完成的”(波斯特25)。鲍德里亚的学术生涯和理论观点都与马克思主义和符号学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渊源关系，也正是在二者之间的相互征用与对话中，鲍德里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符号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并将其运用于对消费社会中的文化、艺术和传媒等问题的分析和批判。波斯特将鲍德里亚的这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基础之上的符号学方法统称为“批判符号学”(Critical Semiolgy)，并认为这种方法“为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提供了真正的基础”(Poster 284)。波斯特的观点代表了西方学术界对鲍德里亚学术研究的方法论的基本认识和评价。 学术界通常将鲍德里亚的学术生涯划分为前期的马克思主义、中期的后马克思主义和最后的决裂期三个阶段(Kellner Jean Baudrillard)。虽然在这几个阶段的演变过程中，鲍德里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但是符号学却是其一以贯之的方法论。而且，他的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所发生的重大转折都是因为符号学方法的运用而导致的。通过将符号学引入马克思主义，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物体系进行了分类和研究，并对消费意识形态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从而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符号社会学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以此丰富和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同样，也正是将符号学方法推向深入，促使他最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的基本原则，并在对后现代文化景观的批判中发展出了拟像、仿真、内爆和超真实等学说，从而成为一个典型的后现代理论家和后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以符号学为切入点分析鲍德里亚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以及他如何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后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对于鲍德里亚自身的学术思想的研究，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符号学之间的关系研究，都是有必要的。 一、消费社会物体系的符号学批判 在鲍德里亚进入学术生涯的道路上，虽然很多学者和学说都对他产生了影响，比如凡勃仑的有闲阶级理论、巴塔耶的过剩和消耗理论、莫斯关于礼物的论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拉康的镜像理论等，但是真正帮助他奠定学术立场并形成研究方法的还是以亨利·列斐伏尔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和以索绪尔、罗兰·巴特为代表的符号学方法。在1966年进入南特禾大学任助教之前，鲍德里亚一直在一所中学教授德语。在此期间，他已经阅读过尼采、赫尔德林和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并曾将布莱希特等人的德文文章翻译成法文。后来，在1968年，他还参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法语翻译工作(布希亚，译序13；仰海峰7)。鲍德里亚进入南特禾大学之后便在列斐伏尔的指导下撰写并完成了社会学博士学位论文，同时还参加了巴特在巴黎高师的研讨课，与巴特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而且，他们二人还相约一起去听过萨特的讨论课(布希亚，译序3)。可以说，鲍德里亚的学术生涯正是在列斐伏尔和巴特的影响下，在二者所分别代表的理论和方法的张力中开始的。他早期的三部著作《物体系》《消费社会》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问题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相结合，用符号学来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和政治经济学进行补充、丰富和发展。 列斐伏尔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出发，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引入了日常生活领域。列斐伏尔思考并写作《日常生活批判》后两卷之时正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如日中天之日，因此他的日常生活批判难以摆脱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影响。《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就开辟专章讨论了语义领域中的诸如语言、符号、象征、声音、图像等符号学的核心问题，而索绪尔和巴特等符号学家的学说正是其展开讨论的理论资源(Lefebver，Critique 276-314)。进而，在其《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中，列斐伏尔也对巴特刚刚出版不久的《时尚体系》及其所关注的时尚问题进行了阐释和分析(Lefebver，Everyday 163)。可见，虽然列斐伏尔年长巴特十多岁，但二者之间的忘年之交对他们各自学说的发展都产生了深深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最终都加之于鲍德里亚的学术成长历程之中。 后工业消费社会的日常生活被充斥着的各种物所包围，与这些物发生关联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常态，或者说就是日常生活本身。因此，对日常生活中的物进行研究和分析就成为日常生活研究的必然组成部分。鲍德里亚选择这个题目作为其博士论文选题，也正是对列斐伏尔的学术思想的延续和发展。而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巴特的符号学给予了鲍德里亚分析这一物体系以方法论。《物体系》中对物所进行的语义分析显然参照了巴特分析流行服装的符号学方法，因而时时“回荡着巴特的《时尚体系》的声音”(雷契108)，并被看作是“后结构主义文化批判的最重要的书之一”(凯尔纳36)。 在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理论体系中，系统、结构、对立、差异等是最为核心的术语和范畴，也是结构主义符号学和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工具。尤其是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差异关系已经成为结构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无论是索绪尔对于语言系统的论述，还是巴特以此为方法对服装体系的符号学分析，都是以这一原则为出发点的。这一原则为鲍德里亚研究日常生活中的物体系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从而使他在继承了其导师列斐伏尔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同时，又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角度发展了列斐伏尔的学说。在鲍德里亚看来，对于日常生活世界中琳琅满目的物进行研究，就必须把这些物看作一个符号系统才有可能。在这个系统中，每一个物都不是一个自在之物，而是具有功能和意义的符号——物-符号(Object Sign)。而任何物要成为符号，就必须承载意义，即与人类世界发生关系。因此，对物-符号的研究也就转化为对物与人类世界之间关系的研究，而研究方法也就自然可以借用符号学的结构语义分析。在物的体系中，每一种物与体系之间的关系就类似于音素与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而他写作《物体系》的目的就是对充斥于消费社会的物进行“物的结构语义系统分析”。 但是，鲍德里亚也清楚地看到，物的体系与语言体系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不同于语言系统的独立性，物的科技层次并不具有结构自主性，也并不是一个稳定的系统。这一系统的目的在于宰制世界和满足欲望，因此也就难以脱离实践，并依赖于科学研究的社会条件，以及生产和消费的全面体制。由此可见，虽然用符号学来研究和分析消费社会的物体系是一种切实可行且具有解释力的有效方法，但是不能忽视物的体系与语言系统之间的差异性，因为前者还具有不含意义的技术层面，而后者则完全是一种意义系统。因此，根据所包含意义的程度不同就可以将物体系划分为功能性系统、非功能性系统、后设及功能失调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等不同类型，而对这些类型的符号语义分析也就必须遵循不同的原则。 室内家具的摆设结构和构成室内气氛的色彩、材质、形式和空间的结构属于典型的物的功能性系统。前者侧重于室内结构的技术层面，后者侧重于室内环境的文化层面。对功能性系统中的物的研究，并不关注于物的自然性，而在于“它和真实世界及人的需要间的准确[适应]关系”(布希亚72)。室内家具不仅仅发挥着它作为家具的自有功能，而且其组合方式还体现了一个家庭的结构关系和情感关系。选择高档家具还是廉价家具体现了主人的经济实力，而选择古典家具还是现代家具，以及家具的摆放位置、房间的装修风格等则体现了主人的审美趣味、家庭中的人际关系，以及家庭成员的情感结构等等。也就是说，物的功能或意义并不是以它的自然性，而是以它被整合进一个体制或系统中的能力为依据。纳入系统的能力越强，它对人类需求所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因此，在一个功能性系统中，物必将不再只以自在的方式存在，体现着物所具有的实用功能，而且还以符号的方式存在，发挥着符号所具有的承载并表现物与人类存在之间关系的功能性意义。 物的非功能性系统完全关注于物所具有的文化符号意义。古物和收藏品就属于典型的非功能性物品。对于一个古物来说，它原有的功能已经消退，而其作为古物所具有的历史性则被凸显出来。它代表着历史和时间，呈现的则是物所具有的“见证、回忆、怀旧、逃避”等非功能性的文化意义。或者说，古物作为符号，“因为它逃过时间之劫，因此成为前世的记号”(布希亚94)，一种“时间的文化标志”(86)。现代人之所以迷恋古物，并对古物进行保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起源的怀念。另一原因则是对本真性的执迷，通过古物我们可以保存文化的真实过去。古迹修复中强调“做旧”，就是使古迹保持原有的样貌，从而使真实的历史状貌和文化现实得以保存。收藏则是对一种不具有实用功能的文化符号的拥有。鲍德里亚区分了功能和拥有这两个概念，并对应于物品与人类之间关系的两个情况：为人所实际运用和为人所拥有。只有当一个物品从它的实用功能中抽离出来而成为一个纯粹的符号的时候，才能成为拥有的对象。所以，收藏家所迷恋的并不是物本身，而是物所体现的文化符号。 在后设及功能失调体系中，物不再以原有的功能出现，而是从中引申出一种新的文化意义。这个体系中的物的产生和特性主要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使劳动工具快速自动化，从而改变了物品原有的特性，并使其具有了拟人化特征，无论是在外形还是在用途上都带有人的存在和人的形象的清晰印记。那些无意义的小发明、没有明确功能或功能尚未被认识的小玩意儿，以及科幻影视作品中出现的作为人的拟像的各类机器人均属此类的物。在物的符号体系中，如果我们把有明确功能的机器看作功能的“语言”(langue)，那么诸如小发明、玩意儿和机器人等则属于具有主观性的“言语”(parole)。前者类似于人体的骨架，形成了物体系的基本架构，后者则类似于人体的血肉，使物的体系更加丰满而有趣。 符号学方法最集中地体现在第四类，即消费社会中物的意识形态体系。在鲍德里亚看来，前现代社会中物品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其同类物品的功能差异较小，外形的区分幅度也不大，因此其风格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现代物品却处于复杂的差异性结构之中，受到模范和系列这一二元对立的管辖。所谓模范就是物品中的典范之作，而系列则是与模范有差异的同类物品。这种差异可以是功能的、品质的、风格的、材质的、形式的等多方面的。比如一个品牌的皮包，它的经典款是模范，而同一品牌的其他产品与经典款相比就属于系列。同样，如果把名牌看作模范，那么对同一款产品的模仿性商品则属于系列。模范与系列之间的差异往往不是本质性和功能性的差异，而是源自于消费者的心理因素的个性化方面的差异。一个人把自己最喜爱的一件特定商品看作模范，那么其他同类商品便成为系列。因此，模范并不具有统一的既定的特征，而是可以随着环境、文化和个人喜好在系列中变化的。或者说，模范是系列被选择的结果，是系列中某一物品被标出。消费社会的广告中销售的各类产品都是通过制造差异而使某一特定产品在同类产品的系列中具有标出性而成为模范，从而吸引消费者进行购买。模范和系列之间的差异结构，以及模范所具有的强制性要求，促使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以模范为目标。模范与系列之间差异的不确定性及其心理化特征又促使模范具有变动性，而且模范的变动要比系列的变动快得多。也就是说，模范都是暂时的，系列永远处于追求成为模范的动态之中。消费社会的广告和流行时尚正是通过制造这种差异而运作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