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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费社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鲍德里亚从符号学的角度对西方消费社会的物体系的分析为其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建立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被无处不在的物-符号所充斥，而生活在这个时代就必然“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消费社会》2)。物的符号特性导致对物的追求和积累很大程度上是对物所承载的符号意义的追求和积累，对物的消费也很大程度上基于物所包含的差异性关系，而这种差异性关系所表征的则是人的社会、阶层和人际关系的区分。物的这种区分功能使物不再仅仅是一种实用的东西，而且还具有一种符号所特有的社会价值——符号价值。但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更多关注于物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对物-商品的这种符号价值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对消费社会具有解释力就必须向前发展，将物的符号价值纳入其中。基于此，鲍德里亚提出了一种适合于消费社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的构想，以此来补充、丰富、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显而易见，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是通过将符号学方法引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而建构起来的。但是在经济学中引入符号学方法并不是鲍德里亚的首创。马克思本人虽然没有系统的符号学理论，但却具有丰富的符号学思想。①在马克思看来，“每个商品都是一个符号，因为它作为价值只是耗费在它上面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马克思100)。货币作为一种“价值符号”(马克思恩格斯144)，它与其所代表的价值分离，也与铸造货币的材料无关，无论是金、银、铜还是纸币，其所代表的符号意义是不变的。鲍德里亚就把货币看作“第一种获得符号地位并且逃离了使用价值的商品”(《象征交换与死亡》27)。索绪尔在讨论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时也以货币为例，将能指与所指比做货币的两面。因此，鲍德里亚认为：“语言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等同关系早在先于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就已经存在了。如果符号政治经济学(符号学)认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途径，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在形式上的相同，而不是内容上的相同：符号的形式与商品的形式是相同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19-20)。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就类似于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能指与所指和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在结构关系和运作逻辑方面存在的这种相似性，使鲍德里亚坚信，将符号学引入政治经济学，从而建构一种符号政治经济学不但可能而且可行。 这种符号政治经济学建构的第一任务自然是对其运作模式的分析。鲍德里亚提出并分析了物的交换过程中所遵循的四种不同的价值逻辑：使用价值的功能逻辑、交换价值的经济逻辑、符号/价值的差异逻辑和象征交换的逻辑。这四种逻辑分别遵循四个不同的原则：有用性、等同性、差异性和不定性。物在这几种逻辑中所对应的分别为器具、商品、符号与象征。根据这几种逻辑之间的相互转换关系，鲍德里亚区分了四类十二种情况，并对每一种情况进行了分析。在这四种价值逻辑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着重讨论了前两种，而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更关注后两种。其中，象征交换也是以物的符号意义为基础的，比如赠品、礼物等，因此也是物的符号价值的一种体现。不同在于象征交换中物的符号意义是象征性和不确定的，并不具有固定的符号价值。或者说，它是以赠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特殊关系为依据。婚戒不同于日常的普通戒指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象征价值，它是婚姻的符号和标志，一旦被赠与便成为一种独一无二的物品，因此具有持久的意义。在这四种逻辑中，只有符号的差异逻辑界定了消费的领域，在这个逻辑中，符号消费成为身份、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而且，任何物都无法摆脱成为符号的可能性。鲍德里亚甚至认为，虽然物在使用价值或功能上也具有很大的差异，比如不同价位或品牌的同类商品其功能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常常不过是符号的差异性功能的一种外化，或者甚至就是作为一种噱头而被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物的功能性差异在消费社会的物体系中已经成为表征着地位、身份等区分的符号差异的一部分。 以符号学为方法展开对消费意识形态的批判是其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二大任务。在鲍德里亚看来，符号的意指关系的逻辑与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之间是一种同构性关系，一个物或商品的符号价值也是以符号的能指为基础的，对符号价值的追求事实上是基于对能指的崇拜。这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所分析和批判的商品拜物教在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中就演化成了“能指拜物教”。这种“能指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一样，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并贯穿于符号生产和物质生产的过程之中，但是二者的性质存在很大不同。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是以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依据，因此“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马克思 恩格斯124)。但在鲍德里亚看来，在符号交换中，“符号形式征服了劳动，掏空了劳动的任何历史意义或力比多意义，在自身的再生产中吸收了劳动：这就是符号的操作，它在空洞地影射自己所指称的事物之后，在自身得到重复”(《象征交换与死亡》10)。因此，如果我们称商品拜物教是一种生产性社会的意识形态，那么能指拜物教就是一种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鲍德里亚认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往往会陷入意识形态的神秘性思维之中，因为这种批判并不将意识形态看作一种形式，而是看作内容，看作一种给定的、超验的价值。但是，如果采用符号学的结构分析方法，不难发现，“事实上，意识形态的过程是一个将象征性物质载体还原为、抽象为一种形式的过程”(《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40)，而能指拜物教“实际上与符号一物关联起来，物被掏空了，失去了它的实体存在和历史，被还原为一种差异的标志，以及整个差异体系的缩影”(《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80)。因此，结构主义的符号意指分析也就成为“能指拜物教”的意识形态批判的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集中体现在鲍德里亚对时尚和艺术品拍卖的符号学分析与批判。 (一)时尚的符号学分析与批判 鲍德里亚沿袭了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观念，认为时尚是现代性的产物，也是现代性的表征。现代性具有两种时间向度，一种是线性的矢量时间，另一种是循环时间。现代性就是这两种时间的辩证法，它既是新生的，也是追溯的，既是现代的，又是过时的。在鲍德里亚看来，技术进步、社会生产和历史的发展属于线性时间，而时尚则属于循环时间。在时尚领域中充满了决裂、变化与革新，其中既有新潮和创新，又有复古和怀旧。构成时尚的符号元素的有限性致使在时尚的变化和更替中不断从已经过时的时尚元素中寻求启发，从而使流行时尚成为现代性时间辩证法的集中体现。同时，时尚的变化并不以物的生命长度和耐用性为尺度。从物的自然构成来说，每种物都具有自然的生命长度和淘汰周期。比如冰箱、洗衣机、玩具、服装等物品直至其使用价值被耗尽时才被更新或淘汰，此时的物就不属于时尚的范畴。作为符号，时尚并不反映自然需求的变化，不以物的使用价值为依据，而是以物的符号价值所彰显的差异原则和区分功能为旨归。如果说作为实用对象的物体现了社会的稳定性，那么作为符号的时尚则体现了社会的流动性。时尚的更迭速度体现的是社会流动的快慢和阶级固化的程度。因此，西美尔认为：“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并且像其他一些形式特别是荣誉一样，有着既使既定的社会各界和谐共处，又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双重作用”(西美尔72)。时尚具有分化和同化的双重目标。从时尚的生产和操控来看，时尚总是被较高阶层所把持，从而使其与较低阶层区分开来。但是，时尚同时也具有一种补偿功能，较低阶层总是试图通过对较高阶层所掌控的时尚的追逐和模仿而弥合这种阶级或阶层的差别，从而获得一种心理的安慰和补偿。而一种时尚一旦被较低阶层普遍追逐和模仿，较高阶层就会抛弃这种时尚并生产出新的时尚以示区别。正因为时尚的这种双重性，使时尚本身不断地自我革命。每一种时尚的壮大和流行都预示着自己的死亡和毁灭。基于此，鲍德里亚认为，作为阶级符号的时尚“不过是那些试图最大限度地保持文化的平等以及社会区分的有效机制之一，通过在表面上消除这种不平等的方式来建构不平等”(《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28)。时尚的补偿功能使较低阶层在时尚的追逐和模仿中表面上获得了一种阶级的平等，而上层阶级对时尚的不断创新却又实际上不断地强化着阶级的不平等。显然，作为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时尚符号的分析所采取的是一种批判的立场。鲍德里亚认为，西方的时尚批评已经由19世纪的右派思想转向了左派，因为时尚腐蚀了风俗，也消除了阶级斗争。时尚批评的向左转并不一定意味着历史的转折，而可能仅仅意味着“从道德和风俗方面看，左派接替了右派，以革命的名义继承了道德秩序和古典偏见”(《象征交换与死亡》131)。时尚研究的批判立场不仅标志着时尚批评的深化，也意味着左派理论的拓展。 (二)艺术品拍卖的符号学分析与批判 鲍德里亚认为，艺术品拍卖是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之地，极大地体现了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运行规律，因此成为符号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典范例证。拍卖是一种融经济价值、符号价值和象征价值等多种价值于一体的交换方式或游戏活动。在一般的商品消费中，经济的交换价值(货币)转化为符号的交换价值(声望等)，但仍以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基础而获得其交换的合理性。但是艺术品并不具有明确的使用价值，艺术消费也基本不考虑对象的使用价值。购买名画不是为了补壁或装饰，购买稀世陶瓷不是为了作为盛饭的器皿，购买文物也不是为了日常使用。尤其是在艺术品拍卖的竞价活动中，价格的变动和飙升使其交换价值(货币)与符号价值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特殊关系之中。此时，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运作规律已经失效，因为拍卖中出价的多少并不是以使用价值为标准，而是演变为以对商品的符号价值的争夺为目标的一种游戏甚至赌注。对一幅名画、一件稀世陶瓷或者文物来说，其使用价值非常微小，甚至没有，交换价值却无穷大，因为对它所付出的货币并没有确定的数额，不是以生产它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依据，而是以竞买者的支付能力和心理预期为标准。而竞买者之所以会对艺术品不惜代价趋之若鹜，就是因为对它的拥有已经成为一种身份、地位、品位和名望的象征与区隔的标志。因此，一件艺术品越是稀有，其符号价值就越高，它的拥有者与大众或共同体其他成员之间的区分度也就自然更加明显。当然，艺术品拍卖也与竞价者的审美趣味密切相关。但是，正如布尔迪厄所发现的，审美趣味并非康德所主张的无功利，相反，它本身也具有社会区分功能。如其所言：“审美配置也是社会空间中的一个特权位置的一种区分表现，而社会空间的区分价值客观上是在与从不同条件出发而产生的表现的关系中确定自身。……趣味(也就是表现出来的偏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差别的实践证明”(92—93)。趣味的培养和形成与一个人的生活条件、家庭阶层、学识涵养等密切相关，因此是与“一个特定等级相关的影响的产物”。它不但塑造着一个人的自我，而且把具有类似趣味的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趣味的共同体。表面看来趣味仅仅是个人性的，其深层实际上则是一种阶层甚至阶级地位的区分问题。物-符号、艺术品乃至趣味的这种区分功能促使人们不断地追求和占有稀有符号。布尔迪厄区分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并认为三者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符号显然已经渗透于这几种资本之中，从而成为一种特权的表征。正如鲍德里亚所言：“统治阶级总是或者将它的统治从一开始(原始社会与传统社会)就建筑在符号/价值之上，或者(在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秩序中)努力试图以符号语言的特权去超越、跨越经济特权，并且将后者神圣化，而符号语言的特权是最后的统治阶段”(《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06)。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品拍卖活动本质上就是通过一种经济资本的角逐来实现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区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