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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领域”的政治内涵 正如前文所说，“公共领域”一词并非伊格尔顿的独创，而是从哈贝马斯那里借来的。他在借用过程中直接衔接不是他所倡导的批评模式，而是欧洲17、18世纪的现代批评。从这种衔接的切入点和论述的方式来看，他在书中对这个概念的使用和论述有些含混模糊。结合整部书论述和观点来看，伊格尔顿“公共领域”的内涵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公共领域”是一个有着特定价值指认的概念，即它是一种政治共同体的象征。这样说的理由有两个：第一，伊格尔顿写作该书的目的，就是要探讨批评到底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应该说，这原本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学术问题，可以从多视角、多层面切入进来研究。然而伊格尔顿却化复杂为简单，他选择了从社会政治层面进入到文学批评的功能中来，而且毫无迂回地宣称，欧洲“现代批评源自于反对绝对主义国家的斗争之中”。⑨经过伊格尔顿这样一个旗帜鲜明的衔接，原本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便演变成一个“反对绝对主义国家”的政治问题。第二，该处所谓“反对绝对主义国家的斗争”，既是指发生在现实社会中的一场场的具体斗争，更是一种“斗争”话语空间的喻指，正如伊格尔顿在书的一开篇所说：“欧洲现代批评起源于同绝对主义国家所作的一场斗争。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在专制政权内部开始为自己开拓独特的话语空间，倡导理性判断和启蒙批判，抵制威权政治的残酷法令。”⑩这个“抵制威权政治”、倡导“理性判断”的话语空间，就是伊格尔顿语境中的那个“公共空间”。这样判断的依据，是伊格尔顿在接下来的文中，一方面借哈贝马斯的话界定了何谓“公共领域”；另一方面还指出，这是“一个有凝聚力的团体”，“会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11)他在交代清楚“公共领域”的基本职能就是与“威权政治的残酷法令”作斗争的基础上，借用彼得·霍恩达(Peter Hohendahl)的话总结说：“批评的概念不可能从公共领域制度中剥离出去……从历史上看，文学批评的现代概念与18世纪早期自由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兴起密切相关。文学服务于中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是助其获得自尊，清楚表达反对绝对主义政权和等级社会的人性要求的一种工具。”(12)毋庸置疑，这个与“公共领域”紧密相关，或者说是建立在“公共领域”基础上的文学、文学批评概念，就是一个从属于政治的概念。还原到文学范畴中来，文学和文学批评都是从属于实现社会理想的一种舆论工具。 其次，从所包括的社会成员来说，伊格尔顿的“公共领域”的“公共”，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里所有人的“公共”，而是特定阶层的一个指称。他认为，存在于欧洲17、18世纪社会中的“公共领域”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即占据这个“公共领域”的主体是有产者。而无产者也就是普通民众，在这个政治共同体中处于缺席的状态。诚如他说：“国家——整个社会实际上等同于统治阶级；只有那些掌握头衔理性说话的人，因此只有有产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成员。……普通民众的语言不能真正算作是‘普通语言’……‘并不属于那个真实的语言共同体’，所以他们也不真正构成那个政治共同体。”(13)由上述引文不难看出，伊格尔顿把社会成员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统治阶级”，即“有产者”，这类人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成员”；另一类是“普通民众”，即“无产者”，他们则“并不属于那个真实地语言共同体”(14)，只不过是那个社会“政治共同体”的编外人员。显然，“公共空间”在伊格尔顿的批评语境中不仅是政治的概念，还是阶级的概念，是社会成员两大阵营划分的象征。 再次，在“公共领域”的基础之上，伊格尔顿又提出“反公共领域”的概念。(15)这并不意味着他要把这个“公共领域”彻底拆除掉，而只是说现有的这个“公共领域”已经丧失了其合法的存在权，理应由一直被排除在外的普通民众，即无产阶级来取而代之。 当然，伊格尔顿并不否认那个以有产者为主导的“公共领域”在17、18世纪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不过，他认为，时过境迁，欧洲进入19世纪以后，随着商业和经济利益对传统公共领域的大肆入侵，以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层的异军突起，都对那个传统的“公共领域”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和解构。对欧洲社会的这一现代转型，伊格尔顿认为，“在社会阶级斗争日益升级的压力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出现裂隙，被扭曲，被破坏”(16)，而且这个已经遭到“破坏”的公共领域是不可能得以重新修复和振兴的，任何“试图重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想法，“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幻想”。(17)伊格尔顿的意思显然是：资产阶级在各个方面都已经不能再适应社会的变化与需求了，这个代表着权力的“公共领域”需要更换主人。知晓了伊格尔顿的这一想法，就不难理解他为何要不无遗憾地感叹“英国缺乏一份普及的社会主义报纸”(18)的缘由了。 事实上，伊格尔顿这种以社会主义的“公共领域”来取代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想法，从他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批评中也能反映出来。他说：“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最显著的局限之一，是它的理性主义特征，他后来的著作将其作为了社会主义未来的某种预示。这样一种模式似乎在延伸资产阶级理性本身的结构，而不是从根本上转变它们。”(19)在哈贝马斯那里，“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最多不过是对“社会主义的未来”作了“某种预示”。伊格尔顿对哈贝马斯的这种“理性主义”深表不满，因为在他看来，这种“预示”从本质上说还是没有脱离“资产阶级理性本身的结构”，而他要求的则是“本质”的改变。 最后，在伊格尔顿的话语语境中，“公共领域”是一个意义相对封闭的概念。由于他把这一概念的主体设定在无产者阶层，把现代批评的价值限定在与“绝对主义国家”作斗争的维度，而且这个“绝对主义国家”就是指“资产阶级国家”，(20)所以，凡是与这一宗旨不合的阶层，包括知识精英阶层都在他的抨击之列。他曾开诚布公地说：“公共领域的意识形态和知识精英的意识形态是相抵触的。”(21)正是立足于该立场，他在书中不但抨击“新批评”是“危险地朝着技术专家统治的批评集团倾斜”(22)，而且还斥责结构主义“是一种理论话语而不是一种政治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多为学院专用而不是学生力量一方的谈论”(23)。即便是对与其理论有暗合之处的解构主义——政治意识形态都是他们批评实践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只不过解构主义注重的是文本中的政治，伊格尔顿重视的是社会现实中的政治——也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说解构主义是“没有主体的自由主义，并因此成了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一种恰当的观念以及其他一些东西”。(24) 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伊格尔顿是一位反对纯理论、纯学术和自由人文主义的批评家，几乎一切不从政治，甚至是时事政治角度来研究理论批评的流派和学者，都在他的抨击之内，包括像艾略特、詹姆斯、福斯特及福柯、德里达这些大名鼎鼎的批评家，在他的文学批评框架中都是“残废的”、“边缘化的”、“自我反讽的人文主义者”和“反人文主义”者。(25)他认为唯有“实用批评”才能与“将‘生活’拒之门外的学术机构”相抗衡，进而“为精神救赎提供了一条路径”。(2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