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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革命批评”话语的确立 《批评的功能》一书透露出最多的信息是：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思想是以阶级、阶层为基础的，是社会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专政。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公共领域”是一个文学理论术语，不如说是一个社会政治概念更为恰当。 事实上，伊格尔顿的这个“公共领域”，就是他之前所说的那个“意识形态”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他在1983年出版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27)中，曾就其语境中的“意识形态”作过一个界定：“我[所]用[的]‘意识形态’大致[是]指我们所说的和所信的东西与我们居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权力结构(power-structure)和权力关系(power-relations)相联系的种种方式。”(28)无疑，“权力结构”与“权力关系”是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我们所说的和所信的东西”，都要经过这个“权力结构”与“权力关系”的制约和洗礼。这样的一种关系设定，就意味着批评家的所有意识和行为都要参与“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的互动，并且还要服从于“权力”，也就是政治的要求。或简言之，在“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的互动中，政治统率着文学批评。 这其实也正是《批评的功能》一书的写作初衷，或正如伊格尔顿本人所说的那样，“当代批评家的角色就是一个传统的角色。本书的主旨就是要将批评召回它的传统角色，而不是为它创造出某种时髦的新功能”。(29)这个所谓的“传统角色”，就是“批评在我们这个时代，除了在学术界内部保持对统治阶级文化进行批判的作用以外，它还可以再次履行什么样的实质性社会功能”。(30)而所谓的“实质性社会功能”，就是“权力斗争”的功能，用伊格尔顿的话说，即：“现代批评是在反对专制政权的斗争中产生的，除非现在把它定义为反对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否则它可能根本没有前途。”(31)至此可以明白，伊格尔顿孜孜以求的“实质性的社会功能”，就是它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够理解他那句著名的“一切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的”(32)的特殊含义。 这种“革命工具论”思想贯穿《批评的功能》一书的始终。对此，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在该书中，令人困惑的是，伊格尔顿把学术专家、研究机构，即一切精英、学院派的知识分子等打入另类，对他们都抱有敌视的态度，但是却对学生这一群体另眼相看。相比于社会中的其他群体，生活于校园中的学生本应是离“精英”、“学院派”最近的人，可以说他们是“精英”、“学院派”的盟友和后备军，为何却得到了伊格尔顿的格外垂青？原来伊格尔顿在知识阶层的内部又作了一个“阶层”的划分，即他把“学生”和教授学生的“人”划分为两大对立的群体，他说：“学生团体更具有社会异质性，是‘大众文化’而不是‘高雅文化’的产品，往往在意识形态上本能地与学术统治阶层的种种臆断发生冲突，威胁要分裂并破坏自由人文主义的共识，而这个共识实际上正是批评的唯一途径。”(33)在这种划分中，学生代表一种“社会异质”的力量，是“大众文化”的载体；而教授学生的“人”，即“学术统治阶层”则是“高雅文化”的代称。批评的实质意义就体现在“学生”，也就是“大众文化”对以“精英”为代表的“高雅文化”的破坏与摧毁之中。 搞清楚这样一种逻辑关系，也就明白了伊格尔顿在《批评的功能》中抨击“高雅文学”、倡导“大众文学”的内在逻辑依据了：“大众文学”代表了广大无产者的利益，“高雅文学”体现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自然“大众文学”要高于并战胜“高雅文学”。 需要注意的是，在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理论框架中，“大众文学”包括“大众文化”，都并不是单纯的文学和文化，而始终是与“某些社会力量”、“承担起政治功能”(34)相连接在一起的。文学与文学批评的最重要功能，就是要投入到大众文化的解放事业中来，成为反对资产阶级政权的舆论工具。事实也的确如此，伊格尔顿始终把发动民众置于文学批评的首位。在《批评的功能》出版前一年，他还出版了《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他写作这部书也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即认为以往的那些理论书籍都过于高深了，普通民众根本读不懂，于是就写下了这部自称“精英主义的反面”(35)的普及版的理论读本。 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理论无疑是有着阶层之分和阶级之别的，而且这还往往是他学术研究的出发点。诚如我们所知，他曾专门研究过本雅明，并写成《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一书。作为一名巴黎银行家、古董商之子的本雅明，如何能够进入伊格尔顿的“法眼”？这似乎与后者所属的阶级性、阶层观不符。其实，伊格尔顿萌发研究本雅明的内在动机，正是本雅明的阶级属性问题。本雅明虽然“是被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培养成人的，但他却倾注全力于革命改造这一重任：因此，不论当今学术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个人阶级来源如何，本雅明的生平及著作对我们所有人都具有挑战性”。(36)原来，吸引伊格尔顿的正是本雅明背叛其资产阶级的出身。换句话说，正是本雅明从资产阶级转向“革命改造”的这一举动，深深吸引了出身于贫困工人家庭的伊格尔顿。正如他坦言，研究本雅明不是为了“学术研究”，而是出于“政治性”的考虑，即探讨一下“本雅明是如何在其著作中阐释‘革命批评’目前正面临的某些关键问题的”。(37) 显然，阶级性是伊格尔顿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决定了批评的价值和意义。他认为批评家“不带阶级口音”的讲话，离开了一个“群体性的公众”，这种言说面向的“不是人民，不是未来，不是某种潜在的大众政治运动”，(38)因而批评家演变成了“大众政治运动”的鼓吹手。 伊格尔顿有时偶尔也会承认批评的政治化会妨碍心灵的自由，但他接下来往往又会立即自我否定，说离开了社会政治，进入到“平等审视一切利益”，“话语变得越是宽广普遍”，诸如“完美”、“轻松融洽”、“最深邃的思想和最精炼的话语”中的文学批评，“会陷入彻底的虚无”之中。(39) 综上所述，伊格尔顿文学批评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一切都以政治为上——它既不能服膺于市场，也不能服膺于纯学术，只能在政治面前俯首称臣。他无论是把“大众”与“精英”、民众普及与学术研究对立起来，还是遮蔽、取消批评理论自身存在的艺术价值，都是基于政治功利化的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格尔顿的批评理论体现的是一种“革命批评”式的话语，可以归属为某种意义上的党派批评理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