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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儿童文学价值观念是评价主体有关“儿童文学有价值”之回答，其内涵是人们关于儿童文学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 价值观念蕴含在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文学思潮及创作现象中，是某一时期社会所追求倡导的儿童文学主要发展形态的精神指针。 本文对新时期以来我国儿童文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一些基本观点做了梳理， 研究思路既是学科史的，同时更突出问题导向，在积极整合价值观念研究既有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努力呼应现实问题，建设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新价值体系。 关键词：儿童文学 价值观念 儿童观 双主体性 分化期 DOI:10.13896/j.cnki.wxywh.2018.01.008 从我国 20 世纪早期儿童文学发生至 20 世纪 40 年代，价值观念集中体现在“民族国家想象、 ‘儿童本位’与‘儿童世界’‘、现实主义’与社会政治功能的强化”等若干维度[i] ，关于儿童文学有价值之理解游移在童真世界内部以及其与外部客观现实的密切关联上。“解放以后，从事儿童文学者都特别注重于作品的教育意义，而又把所谓‘教育意义’者看得太狭太窄，把政治性和教育意义等同起 来，于是就觉得可写的东西不多了，这真是作茧自缚。”[ii] 新时期儿童文学置身于崭新的时代语境，重振秩序，对前一时期儿童文学价值功能窄化的问题有关键性突破，围绕向儿童与向文学的双重回归开始了价值重建。其后到 20 世纪 90 年代，乃至新世纪，价值观念随时代变化不断演绎出新的特征。本文力图梳理分析新时期以来至今近四十年内我国儿童文学价值观念的主要形态及其演变趋势，为价值学视点的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64 - 新时期以来我国儿童文学价值观念的发展演变 一 如何面对与定位“儿童文学”中的“儿童” 儿童文学是因“儿童”而生的一种独特文类。如何面对与定位“儿童文学”中的“儿童”，是这一文类建造自己区别性特征的核心问题。构成儿童文学价值观念的基石也正是成人的“儿童观”。新时期至今，我国儿童文学事业所以能取得重要成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思想解放潮流带来的我们对儿童的重新发现与认识，是继承“五四”时期“儿童本位”思想并进一步发扬的结果。 新时期初，在百废待兴的儿童文学园地，理论界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拨乱反正了 20 世纪 60 年代及“文革”期间对陈伯吹上纲上线的批判，重新讨论“童心论”与“儿童文学特殊论”。[iii] 陈伯吹自己也专门著文《“童心”与“童心论”》，对当年的批判事件及他个人对“童心”的理论思考做了非常深入细致的分析。陈伯吹在文章开篇的题记中写道：“在儿童文学创作道路上：童心啊，童心啊，你是一只拦路虎，还是一匹千里马？”[iv]这一意味深长的询问，内含了非常丰富的历史感悟与我国学人对儿童文学中最基础理论问题的困惑与无奈。陈伯吹于 1956 年、1958 年在两篇文章中所论的“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以及针对创作与编辑提到的“童心”问题，完全都是尊重儿童文学自身规律，立足“儿童”原点展开的思考，而他因此而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现代儿童文学价值观念推进的曲折与艰难。 对于一段时间以来观念被极左思想禁锢的儿童文学来说，新时期价值观念重建的任务主要是找回儿童文学自己，而这种找回主要又从重新看待儿童切入。“重新审度‘人’的价值和修正评价标准是 20 世纪 80 年代儿童文学‘人’的主题之首要内涵。70 年代以前，中国儿童文学有关‘人’的价值的理解和评价完全体现于一个充满道德色彩的‘好孩子’观念之中……于是有见识的作家们便纷纷起而探寻现代化的‘好孩子’之标准，一时间‘塑造 80 年代少儿形象’蔚为风气，成为人们兴奋的热点。”[v] 这种新标准的确立主要体现在对儿童主体性的尊重上，与之相对应的是成人对传统教育观的批判反思。刘健屏写于 1982 年的《我要我的雕刻刀》是一篇标志性作品。就如作品题名以孩子的口吻明确宣扬的一样，这篇作品的叙事以教师“我”的视角对传统的“权威”进行了解构，以我所经历的“父子”两代学生为典型的对比，形象地说明了时代变迁所带来的儿童主体性的变化轨迹。80年代孩子“章杰”的独立自主与其个性追求，显然令“我”感到震惊。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叙事还是以成人“我”的眼睛来展开的。成人与儿童世界的交织，纯粹儿童视角的无法剥离，都强烈地显示出价值观念的某种暧昧与模糊之处，或看出作者的困惑—虽然肯定章杰的特立独行，肯定章杰对社会价值的评判，但显然作者主张的不是完全的主体个人主义，从故事结尾“我”对章杰的叮嘱可见一斑：“祝你在雕塑上取得成就！但也不要忘了集体……”刘健屏的此一思想代表了 80 年代儿童教育的最新理念，其中既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重集体的社会性思想，也不乏时代进步带来的对儿童主体性的尊重与发现。能够看出，企图实现二者良好的融合，是此一时期作者的主要价值诉求。随后，范锡林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学生》、庄之明的《新星女队一号》、李建树的《蓝军越过防线》、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等都延伸了对新儿童形象认同的理念，共同标志着崭新的时代儿童观已经形成。1984 年 6 月文化部在石家庄召开全国儿童文学理论座谈会，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召开全国性儿童文学理论工作会议，其历史地位与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中，第 WENXUE YU WENHUA ·二〇一八年 第一期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一个便是“儿童文学的特点和文学的一般规律的关系”，第三个是“80 年代少年儿童的特点和如何塑造新的人物形象”。 [vi]这两个议题，特别是后者，直指时代儿童观主音，及时呼应创作现象，并引导做出理论探索，对推动 80 年代儿童观的发展进步有重要意义。 与小说界的探索相对照的是，童话界由于其自身文体的特殊性，在儿童观的拓新创造上也有不菲的业绩，而且还形成了 80 年代主要的儿童文学思潮，这便是“热闹派”童话的崛起。其中显著的个案作家便是郑渊洁。郑渊洁 1979 年发表了第一篇童话《黑黑在诚实岛》，这仍是一篇典型的按照传统模式创作的教育童话。但到了 1982 年，他却以张扬的个性挟着他的童话新人“皮皮鲁”正式亮相。皮皮鲁彻底颠覆了传统教育童话的道学气。无羁的想象力，童话逻辑的无法之法，天马行空、闹剧般的美学特征，是其时人们对这一新型童话美学风格的基本定位。有趣的是，本年度与本土“皮皮鲁”交相辉映的还有一个“洋皮皮”（任溶溶翻译的《长袜子皮皮》），他们二者无意中的联手──共同的“皮”劲，以巨大的艺术效应冲击着人们的视野，令整个儿童文学界为之一振，激活了“热闹派”童话的形成。“热闹派”这一称谓极富动感，充满了儿童在场的气象，将儿童彻底推向前台，以游戏精神的张扬与解放赢得了儿童的热爱，由此创造出当代儿童文学读者接受的一个高潮，郑渊洁也因此成为知名度极高的儿童文学作家。 从文学现象及对接儿童读者的效果来看，80 年代童话的效用似乎胜过小说，这其中有童话文体的特殊性，更多原因还是基于“热闹派”童话站在儿童这一边的艺术表现。之后，“热闹派”童话与 “抒情派”童话之争，构成了 80 年代很重要的文学思潮。可能二者最根本的区别还是价值观念诉求 之异：前者主张对儿童天性的释放，后者强调文学审美价值对儿童的引领；前者主体凸显在儿童维度，后者主体凸显在成人维度。两类形态丰富了 80 年代童话的艺术探索，从不同立场对儿童文学的艺术可能展开了深度实践。 与新时期初创作界在价值观念上的突破相呼应，理论批评界对“儿童”的研究逐步深入系统化。在陈伯吹的“童心”观点重新被正名后，儿童文学的“儿童”特点被给予了充分的尊重。蒋风 1983 年 从儿童的心理需求出发较全面地论述了“趣味性”的问题，特别是分析了趣味性所内含的各因素。[vii] 班马于 1984 年提出的“儿童反儿童化”[viii]可谓是振聋发聩，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理论界对“童心”的 回归尚没几年，他的一个“反”字似乎又要背道而驰。其实不然，班马此观点是以“中高年级儿童文学”为对象的，他的此一“视角研究”恰是对“儿童”问题研究的深化。班马指出，由于“童心”观点缺少比较具体的理论内容，没有分清低幼与中高年级儿童文学理论的层次性，因此笼统以“童心”对待缺失理论应有的指导性。他希望我们能破除向下追求“童心”的理论束缚，重新看待儿童文学中的“儿 童生活”—它应该是儿童读者精神生活所投射的世界，这个世界恰是“反儿童化的”，它不能与社会美学价值无关。班马从儿童出发，而又不囿于本质主义的童年观，他深入实际，注意到儿童心理视角上的“向上”，以此为理论基础，1985 年他又进一步提出新观测方位的儿童文学观 [ix]，那就是研究儿童文学作者、儿童文学作品、儿童文学读者之间的整体结构关系，走出“自我封闭系统”。他认为，儿童文学应是一个与成人社会和世界息息相关、与各学科领域息息相通的开放式系统，是成人与儿 新时期以来我国儿童文学价值观念的发展演变 童对话的结果，“教育”也便不可缺少地“同化”在儿童文学的审美根本规律之中，由此也可实现“儿童特点”与“社会化”的和谐统一。时隔三十多年看班马的理论，他的理论体系建设构想依然很新颖前瞻，依然是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未竟的一项事业。 将童年问题确立为儿童文学的逻辑起点，在 80 年代的理论界很快达成了共识。1988 年朱自强发文提出儿童观是儿童文学的原点[x] ，同一年，他又发表了《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儿童观》一文，以儿童观为视角，研究我国当代儿童文学对儿童生命世界的观照。方卫平写于 1988 年的论文《童年：儿童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xi]也清晰地表达了这一认识：儿童文学理论可能的展开方向是以我们对童年这一现象的理解为基础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为童年，童年本身的结构构造是复杂多层次的，其意义来源及伸展的可能均具有广阔的空间，我们认识童年的深度与广度直接决定了我们对儿童文学理解与表达的深度与广度，握定了这一逻辑起点，实际上也就等于进入了儿童文学艺术世界的腹地。 今天来看，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无论是创作界还是研究界，关于儿童文学价值观念突破的最大兴奋点应该就是聚焦在“儿童”问题的认识上，它成了原点问题，成了理论与创作可以突破的根基。90 年代以来，班马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儿童美学思想，关注儿童文学审美形态中的各类机制问题，特别是基于儿童身体与情感的审美心理及其行为的模式研究。他的著作《前艺术思想》，发出将儿童美学作为儿童文学本体的根基的呼吁。 二 儿童文学主体性内涵的不断深化研究 童年与童心均不是抽象孤立的范畴，儿童文学是因童年而生的文学，但由于生产、制作、驾驭儿童文学的主体是成人，又由于儿童一定会走向成人的必然性，所以任何形态的儿童文学最终都是成人认为“应该如何”的儿童文学，是成人对儿童的需要据时代精神进行判断后的结果，但这一判断过程充满了双主体的声音，它是一个成人与儿童同在的领域。这就是儿童文学主体性内涵充满了复杂性和无数变数与魅力的根本原因所在。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价值观念的深化发展也正体现在对其主体性内涵的不断辩证思考与拓展研究上。 在不断追问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这一问题上，王泉根在梳理“五四”以来“儿童本位”说及之后的“教育说”、“情趣说”、“多功能说”等众多观念的基础上，发现本质特征混沌一团的根本原因是研究方法的问题，是没有厘清幼年、童年、少年三个年龄层次的差异性，进而延伸对待其文学形态的差异性所致。关于儿童文学的年龄分层问题“，五四”时期曾有讨论，但不系统深入，王泉根在新时期进一步明确了该问题领域，界定了多层次儿童文学分类的规则，并澄清了儿童文学界长期纠缠不清的一些问题，如教育性与趣味性、成人化与儿童化、写光明与写黑暗、类型与典型等更具体的美学问题。[xii] 在更新儿童文学价值观念、提出颇具时代精神气质的美学命题方面，曹文轩一直是领先者。 1984 年在石家庄召开的全国儿童文学理论座谈会上，他正式地、响当当地提出了一个新命题— “儿童文学作家是民族未来性格的塑造者”，这个命题对整个新时期以来我国儿童文学价值观念的引导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尽管本世纪初曹文轩对这一观点有所修正，提出文学的意义在于为人类 67 - WENXUE YU WENHUA ·二〇一八年 第一期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但笔者以为，这两个命题可以在两个层面上独立存在，二者的存在价值不能互相替代，“儿童文学作家是民族未来性格的塑造者”这一命题，是一个具备经典质素的、永不过时的理论命题。当时曹文轩是这样阐述他的命题的： 儿童文学作家必须要有强烈的民族意识。 我认为，严格来讲，作家的根本使命是塑造中华民族的崭新性格。 如果这立论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说，对于儿童文学作家来讲，责任则尤其重大。 道理很简单，作为这个民族的老一代和中年一代已都无太大的可塑性。 而新生一代却可塑性很大。 孩子是民族的未来，我们是民族未来性格的塑造者。 儿童文学作家应当有这一庄严的神圣的使命感。[xiii] 曹文轩的这一理论概括既承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又接通“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民族国家想象功能，立于新的时代语境，呼应崭新的儿童文学现象，汇通历史与未来，为新时期儿童文学确立了豪迈的价值使命。基于此开阔的文学价值观念，他对儿童文学主体性内涵有更新的理解与阐释，特别是对“儿童文学是文学”这一命题，他从学者与作家两个维度的体验出发，更有精深的论述。曹文轩论儿童文学是文学，实质是紧紧把握儿童文学的“文学”属性、文学价值，从文学内部出发，去创新其主体性内涵。比如他提出：要改变主题实现形态，作品主题应该是多元的，而非单元的；儿童文学不能小气拘束，时空距离须再扩大；情节的定义须重新注释；须扩大读者范围等。[xiv] 这些观念在新时期儿童文学已经经历了近四十年发展后的今天看，依然是重要的理论课题，其理论前瞻性足以得到充分印证。 儿童文学的双主体性是新时期理论研究的重要突破。“五四”时期讲“儿童本位”，60 年代讲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这两种极端对立的观念各自强调了两个“主体”之一端，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与前期相比，新时期以来的研究者对此问题认识掘进的核心表现是，不去“孤立”地凸显任一方，而是全面地考量“儿童文学”生成中的价值元素，把“成人与儿童”纳入在“关系”中、纳入在一个 “系统”中去辩证思考其间互动丰富的意义张力。学者们从各自的论证角度对此问题做过深入表述，如王泉根以“理解与超越：徜徉在两种审美意识之间”来对此结题，他指出：与其说儿童文学反映的是儿童生活与儿童审美意识，倒不如说是成年人所理解的儿童生活与儿童审美意识；成人审美意识是文本的艺术质量和价值尺度赖以实现的根本保证，儿童审美意识的存在是儿童文学之所以成为儿童文学的美学前提，这两种审美意识的互补调适与交融提升乃是儿童文学创作成败的关键所在， 也是理解与实现儿童文学审美本质的“阿基米德点”。[xv] 对儿童文学本体的不断反思是 80 年代一批学人共同努力的学术方向。如方卫平发现，新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实践已经向传统的以少年儿童审美心理为参照的儿童文学本体观提出了质疑，传统儿童本体观在指导新的创作实践时已经有隔膜甚至抵牾，因此他以“儿童文学本体观的倾斜及其 重建”为题来讨论这一问题，并指出：“儿童文学的本体构成既不是单纯的成人（创作主体）世界，也不是单纯的儿童（接受主体）世界，而是两者在儿童文学活动中实现的沟通和融合，是两者熔铸而成 的新的艺术实体。”[xvi] 新时期以来我国儿童文学价值观念的发展演变 有关儿童文学的本体研究也是新时期以来一直萦绕在学者汤锐脑海中的关键论题。她的本体论论述从“儿童文学究竟是什么”这样一个“天问”开始，并产生了关于儿童文学本体论的第一部标志性专著—《现代儿童文学本体论》。该书完成于 1995 年。 [xvii]据她在“后记”的介绍，撰写这本书的念头出现在 1991 年 3 月。而构成这本书的灵魂思想—“以‘成人’‘儿童’双逻辑支点来构建现代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双向结构”，其实很早以来就在她的脑海中萌芽并逐渐成形，而它的获得则来自汤锐对十余年来活跃在儿童文学创作前沿的她的同龄人的近距离观察与思考。汤锐用到了心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马斯洛的人本心理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也是她研究的方法资源。她以“双逻辑支点”结题，深入分析了成人与儿童（作者与读者）两种审美意识的相互协调与双向交流机制，最终得出“现代儿童文学的本质是成人与儿童在审美领域的生命交流”这一论题。 应该说，双主体性内涵的明确是新时期以来我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最关键的成果。因为它标志着我们的思考已经从“儿童”走向了“儿童文学”，关于两大主体的关系内涵研究已经真正深入到了儿童文学的内部世界。但实质上，虽然研究在向纵深推进，但两大主体的关系问题在 20 世纪 90 年 代后期的中国儿童文学界依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1996 年第 1、2 期《儿童文学研究》的“热点争鸣”栏目发表了班马、刘绪源、方卫平的文章，就儿童文学的本体特征展开了学术争辩。班马坚持以“儿童性”作为儿童文学的本体根基，而刘绪源提出“儿童文学就是成人文学”的命题，方卫平则论证其是两个世界交流融合而成的新的有机整体。这一争论本身的存在恰恰说明了儿童文学主体内涵的复杂性。而从创作实践来看，经过新时期初的新生与躁动之后，80 年代中后期乃至 90 年代的儿童文学界一直涌动着探索性的文学思潮，并在积极阐发着一代年轻作家对儿童文学主体性内涵的理解。1988 年汤锐以“酒神的困惑”为题 [xviii]，对 1984 年常新港的《独船》开启的一系列作品，包括班马的《鱼幻》、金逸铭的《长河—少年》、赵冰波的《神奇的颜色》等展开了“印象”分析。汤锐将其视为一股新的创作潜流，其基本特征是都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内向化的特征，具有扩大审美空间和思想容量的倾向，具有文体实验的性质，追求某种浪漫的、诗化的、悲剧性的审美效果。汤锐将此一趋向与新时期初重视接受者心理、强调娱乐和宣泄的大众化流向做了并置对比，既肯定它的探索精神，但也不无忧虑地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对探索与实验逸出儿童接受的担忧。最后她希望新时代的课题能在两种流向间保持必要的平衡与适度的张力。汤锐从创作现象出发触及的理论问题仍是儿童文学主体性内涵的内部层次问题。实际上，“双主体”思想在理论界的辨析与澄清，在具体对接创作的时候，短时间内还很难做到理论的现实化。 吴其南在 1991 年也著文深入阐述了他对探索性少儿文学的“探索”，指出它是新时期少儿文学领域人文主义思潮兴起的一种反映，是少儿文学的文学化运动，试图在新的基点上建立作家与读者对话关系的可能性。但吴其南也中肯地对其文学观做出了批评性的反思，指出其创作经验对整个少儿文学不一定具有普适性。[xix] 站在今天儿童文学发展状态整体来看，探索性少儿文学的文学性与思想性都很强，在儿童文学的现代性意义探求上与当时的成人文学界保持一致，它对儿童读者的接受能力要求高，更多体现为价值引领的状态。而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儿童文学阅读生态整体上还没有被推进到较高水平的阶段，它的出现似乎早了一些，但作为新时期我国儿童文学价值观念革新的先驱，它的出现及其探索从文学史的意义看又是十分重要的，且其中积淀形成的丰富的文学经验，今天恰恰又值得我们 - 69 - WENXUE YU WENHUA ·二〇一八年 第一期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去重新捡拾、品味、思考、借鉴。 三 走向读者与走向市场，分化期的儿童文学 站在新世纪十余年后儿童文学的发展状态上回溯 1990 年的儿童文学，它的存在的确是意味深长的。按照那一时期学者们对其生存状态的描述，其存在本身就是有些尴尬与令人无奈的。方卫平在其时“现场”的理论总结非常经典，他用到了“守望与逃逸”这一对关键词：“在总体描述和估价当代儿童文学生存现状时，我们的批评家们往往会觉得处境尴尬或危机四伏，而在分析和评判一些具 体的作家作品时，人们则常常又会毫不吝啬地表达自己的喜悦和兴奋之情。” [xx]方卫平的印象分析是精准的。此一时期的儿童文学开始步入常态的艺术发展，进入了相对安静与沉潜的积累期。今天 回过头来看彼时的研究文献，我们也会感慨于这一代儿童文学研究者们敏锐的理论感觉。 如汤锐对 1989 年、1990 年的童话创作有深刻的理论穿透：“静静地品味 1989、1990 这两年的一些童话时，我有一种感觉，八十年代初始流布于童话创作界的那股喧闹热烈的气氛已经清淡了许多，这已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之交，时代更替、历史交接之际总会出现某种隐蕴着不安和躁动的沉静。” [xxi]通过对 1991 年少儿短篇小说的管窥，汤锐指出这一年度的小说更感平静、淡泊、含蓄，减少了前些年小说的奋激、躁动、浓烈，创作界正在转向一种自然、成熟的心态。而在对 1995、1996 年 的儿童小说进行总体把握时，她对这一发展状态更有清晰的扫描：“一种掩饰不住的平和与淡然分 明已成新的时尚。”[xxii] 在捕捉 1997 年、1998 年之交少儿小说的美学气象时 [xxiii]，她用到了“复调”这一语词，“相当一批年轻的少儿小说作家们，在远离了上一代作家沉浸其中的历史重负之后，努力在新的变幻莫测的商品经济时代寻找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更加富于超越性的题材空间和艺术表达方式 ……而 80 年代走来的那批中年作家则正在走着一条对他们自己来说也是相当新鲜的路径，复调式作品因此成为某种时尚”，这一形态折射的是“我们正处在一个开放的时代和一个变化中的时代，少儿小说的分化已经相当明显”。 20 世纪 90 年代的儿童文学是过渡中的发展。它承接了 80 年代的喧哗与躁动，酝酿了新世纪市场化背景下的新图。这一时期儿童文学多元化的社会文化内涵被打开，市场经济与多媒体电子语境冲击着儿童文学的创作与出版生态。在长篇作品与理论研究均有不错业绩的背景下，令人尴尬的 是“儿童读者正在疏远儿童文学”[xxiv]，这是方卫平通过实证研究获得的结论，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整体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瓶颈。为此，方卫平提出了“重建经典品质”这一老而常新的价值观念，实则 是对一种评价标准的吁求，那就是我们的儿童文学还比较缺乏对于儿童文学经典美学品质的强烈关注、认同和着意发掘、培育，我们还相当缺乏那种充满了浓郁的儿童情趣、蓬勃的艺术想象、强劲的艺术幽默并融之以深刻思想内涵的作品。[xxv] 90 年代末方卫平提出的重建经典品质，既是对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艺术发展的总结，也是批评与反思，他的评价标准里提出了几重要素，其关键与首要的便是儿童情趣。 新时期以来我国儿童文学价值观念的发展演变 从新时期初到新世纪初，突出儿童情趣，尊重儿童主体性，进而在广大儿童读者中获得拥护的代表作品与人物形象有三个，正好以每隔十年的时间长度在推进。80 年代初是郑渊洁，他以“皮皮鲁”形象张扬了游戏性；90 年代初是秦文君，他的“男生贾里”以轻喜剧式的幽默与对儿童自我的书写，贴近了少年读者；到了 2003 年，杨红樱的“马小跳”出现了，白描语言、快节奏的情节推进、鲜活的时代生活、极富主体性的男孩形象广泛赢得了儿童喜爱，创造了儿童文学阅读与出版的奇迹。这 三个形象的变迁可以看作我国当代儿童观解放的轨迹，观念变革的进程。文学现象充分说明，儿童文学的核心艺术问题依然在“儿童”这一维度，特别是“儿童形象”的塑造。理论研究中所强调的“双 主体性”，内在地成就并构成了儿童情趣与艺术幽默。 毫无疑问，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至新世纪，时代的变化带来社会环境的变化，儿童文学的发展语境有了全新的面貌，其自身内部的艺术问题也逐渐开始分化并趋向多元。学者们纷纷从不同角度关注并记录了其新变特征。1997 年 8 月 4 日至 9 日，孙建江应邀出席在韩国汉城召开的“世界儿童文学大会”，在会上他发表了题为“艺术的儿童文学与大众的儿童文学”的大会主题演讲，发言题目为大会指定，也是本次大会的一个分主题。但孙建江个人对“艺术的儿童文学与大众的儿童文学”两个概念所做的学理辨析，已经深层次地体现出他对这个问题的超前思考。因为 1997 年的中国儿童文学还未进入到如当发展形态下的充分市场化阶段，也即“艺术与大众”的文学与阅读现象还并未发生清晰的分野，文化实践本身并未提供出相当的经验去概括形成理论命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孙建江能透彻解读这两个概念，并对其接受效应与价值取向做出辩证分析，实属难得。 新世纪以后，以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为代表的儿童文学畅销书日益取得瞩目成绩，巨大的市场化成功效应引发了众多的跟风之作，童书出版市场突然变得充满了活力，同时也开始躁动不安。“马小跳”的出现似乎恰逢其时，社会经济发展与文明进步的推动，教育革新的内在诉求与现代儿童观的更新发展，杨红樱个人对儿童文学的长期耕耘与艺术探索，童书出版业的观念跟进等，共同铸就了马小跳的成功，由此也极大地促动了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产业的进步。新世纪以后中国儿童文学进入了它的黄金十年，目前被认为是进入了第二个黄金十年。这一迅猛的发展态势有点让人猝不及防，引发了儿童文学界持续不断的争议。特别是在 2003 年马小跳出现后，2004 年以来，面对杨红樱童书热销现象，理论、出版、阅读推广界出现了较激烈的批评、争论声音，一直到现在评论界对杨红樱的评价都迥然不同，这一个案深刻地体现出评价标准的模糊与不确定。这一瓶颈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最大难题。 杨红樱的马小跳的确是儿童观解放的产物，马小跳这一形象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自会占据其应有的位置。但颇有奇趣的是，他的出现同时伴随了市场化的复杂问题，批评界面对他时更多会从 “市场”的利与弊做出分析，进而延伸讨论儿童文学的大众化或通俗化问题，较少去对接中国具体社 会与教育现状，从儿童真实需要出发去理解定位他的意义与价值。但无论怎样评价他的是非功过， 有一个客观事实需要我们正视，那就是马小跳之后中国儿童阅读生态发生了极大改变，原创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格局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儿童文学的天空突然变得开阔蔚蓝起来。自然，儿童文学价值观念的多元形态更加令人眼花缭乱，争论不休。 2006 年，朱自强基于对新世纪儿童文学发展走向的深入思考，提出了“分化”一词来试图厘清一些儿童文学重要动向的“内在关联”，后来他系统表达了“分化期”的具体表现，特别提出了要建立通俗儿童文学理论的问题，实际是建立不同评价标准的问题。[xxvi] 在多元价值观念并存的特殊时期， 王泉根努力澄清主流，在与成人文学进行对照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与价值 - 71 - WENXUE YU WENHUA ·二〇一八年 第一期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追求是“以善为美”。[27]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方卫平一直持一种建设的态度，提出儿童文学在顺应消费文化的同时，应致力于培养儿童读者的文化批判意识，以此推动当代童年文化与未来社会文化的积极建构 [28]；刘绪源则坚持认为，在商业童书背景下，儿童文学必须以中外优秀儿童文学为评价基准[29]；梅子涵长时间以来致力于对西方经典儿童文学的阐释，主张儿童文学应具备天真的趣味和深刻的智慧。 近些年来，随着儿童文学创作、出版、阅读推广愈益繁荣发展，文学思想与价值观念更加趋于多元，评价混乱、价值标准模糊、批评不能及时发言等窘况愈益突出。2015 年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座谈会重点研讨的议题就是“文学与市场纠缠不清”的问题，提出如何探寻市场化背景下儿童文学发展的价值坐标，创作、出版、批评如何各自坚守自己的价值使命等重大时代课题。2016 年，井冈山儿童文学创作出版研讨会提出的重点议题也是建立儿童文学新的评价标准。 整体来看，在我国儿童文学步入新世纪以来第二个黄金十年这一发展的关键时期，价值观念—认识儿童文学价值之落点、向度，厘清儿童文学何以有价值或价值应该如何的问题，已成为制约儿童文学学科发展的瓶颈问题。有趣的是，这些问题的出现正与我国儿童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同步。本文对新时期以来我国儿童文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一些基本观点做了梳理，研究思路既是学科史的，同时更在突出问题导向，在积极整合价值观念研究既有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努力呼应现实问题，建设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新价值体系。 （李利芳，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 *本文为 2015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项目批准号：15JZD039）的子课题“中国儿童文艺评论价值体系考察与批评实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i]李利芳：《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价值观念》，《江汉论坛》2017 年第 2 期。 [ii]茅盾：《中国儿童文学是大有希望的》，《人民日报》1979 年 3 月 26 日。 [iii] 《儿童文学研究》记者：《作协上海分会儿童文学组座谈“童心论”》，《儿童文学研究》第 3 辑，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 年。 [iv]陈伯吹：《“童心”与“童心论”》，《儿童文学研究》第 3 辑。 [v]汤锐：《比较儿童文学初探》，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 年，第 142～143 页。 [vi] 《全国儿童文学理论座谈会纪实》，收入陈子君编选《儿童文学探讨》，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 年。 [vii]蒋风：《儿童文学的趣味性》，《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3 年第 1 期。 [viii]班马：《视角研究—中高年级儿童文学的审美特点》，1984 年 6 月“全国儿童文学理论座谈会”论文。 收入陈子君编选《儿童文学探讨》。 [ix]班马：《对儿童文学整体结构的美学思考—突破儿童文学的美学意识自我封闭系统》（1985），《儿童文学评论》1987 年第 1 期。 [x]朱自强：《儿童观—儿童文学的原点》，《文艺报》1988 年 11 月 12 日。 [xi]方卫平：《童年：儿童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0 年第 2 期。 [xii]王泉根：《论少年儿童年龄特征的差异性与多层次的儿童文学分类》， 本文提纲构思于 1984 年， 最先发表于 1985年8 月在大连召开的“全国儿童文学教育研究会第三届年会”，后刊于《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6 年“儿童文学研究专辑”。 [xiii]曹文轩：《儿童文学家必须有强烈的民族意识》，1984 年 6 月“全国儿童文学理论座谈会”论文，收入陈子君编选《儿 童文学探讨》。 [xiv]曹文轩：《儿童文学观念的更新》，《儿童文学研究》1986 年总第 24 辑。 [xv]王泉根：《理解与超越：徜徉在两种审美意识之间》，《文艺报》1989 年 11 月 11 日。 [xvi]方卫平：《儿童文学本体观的倾斜及其重建》，《儿童文学研究》1988 年第 6 期。 [xvii]汤锐：《现代儿童文学本体论》，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 年。 [xviii]汤锐：《酒神的困惑—近年儿童文学速写之一》，《文艺报》1988 年 4 月 23 日。 [xix]吴其南：《他们开辟了少儿文学的新边疆—“探索性”少儿文学之探索》，《温州师院学报》1991 年第 2 期。 [xx]方卫平：《守望与逃逸—关于九十年代儿童文学的生存境况》，《儿童文学研究》1998 年第 1 期。 [xxi]汤锐：《在历史与未来的交叉点上—1989、1990 年童话创作漫评》，《儿童文学选刊》1991 年第 4 期。 [xxii]汤锐：《暖冬：1995、1996 年之交儿童文学创作简评》，《儿童文学研究》1996 年第 2 期。 [xxiii]汤锐：《复调时代—1997 年、1998 年之交少儿小说创作管窥》，《儿童文学选刊》1998 年第 6 期。 [xxiv]方卫平：《九十年代儿童文学印象》，《济南日报》1995 年 5 月 26 日。 [xxv]方卫平：《重建经典品质—九十年代儿童文学创作评议》，《作家报》1998 年 6 月 4 日。 [xxvi]朱自强：《论“分化期”的中国儿童文学及其学科发展》，《南方文坛》2009 年第 4 期。 [27]王泉根：《论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 年第 2 期。 [28]方卫平、赵霞：《论消费文化背景下的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南方文坛》2011 年第 4 期。 [29]刘绪源：《杨红樱现象：商业童书与批评标准》，《文艺报》2008 年 11 月 22 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