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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向左转”：《韦护》与瞿秋白的辩证法难题 如同丁玲以王剑虹的昵称开始其第一篇文学创作，丁玲的第一部“普罗文学”作品则是以瞿秋白为原型的写作。《韦护》在丁玲1920-1930年代之交“向左转”的创作与思想转变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位置，既带有前一时期的“浪漫蒂克”情调，又开启了此后左翼文学的写作脉络【33】。丁玲显然感受到了这一时期涌动在上海和中国的普遍激进氛围。1930年夏天，上海是“很热闹”的【34】，刚成立不久的左联组织了许多活动，共产党在上海发动的工人运动进入高潮期。“1930年春上海”这样宏大的历史视野和空间感觉，表明丁玲终于结束了她文学创作上的“黑暗”时期，而开始步入“社会”与“历史”中。这一期的丁玲作品都有人物从室内走向“外面”的情节，这也是一种时代性的心理象征。用冯雪峰的说法，这是丁玲所走的“从离社会，向‘向社会’，从个人主义的虚无，向工农大众的革命”这条“进步的路”的起点和开端【35】。到30年代，曾是最时髦女作家的丁玲，成为了左翼青年心目中“革命”化身，孙犁回忆道：“丁玲在30年代的出现，她的名望，她的影响，她的吸引力，对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是能使万人空巷的，举国若狂的。这不只因为她写小说，更因为她献身革命”。【36】 但是，从“个人”到“社会”再到“工农大众的革命”这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连接，毋宁说这是一个“三级跳”式的转换过程。丁玲对此是清楚的。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韦护》固然是一个大的跳跃，但从《韦护》到《水》，她还有同样多的问题要解决。丁玲当时并不认为《韦护》是“普罗文学”，她说：“因为写文章的态度，我自己对作品的要求也不同，我没有想把韦护写成英雄，也没有想写革命，只想写出五卅前的几个人物”【37】。她选择写的“几个人物”，第一个是瞿秋白，“我想写秋白、写剑虹，已有许久了”。另一个是她的母亲，但计划中的长篇小说《母亲》尚未写完，丁玲即遭国民党秘密拘禁。而《一九三零年春上海》的系列作品，也只完成了两部。可以说，《韦护》是这一时期丁玲最完整的作品。就小说结构的安排和叙事层次的推进、呈现人物心理的细腻和文字表达上的圆熟来看，应该说这也是一部超越或到达了《在黑暗中》巅峰状态的作品。 值得讨论的是，虽然写了“革命者”，但丁玲并没有从左翼革命的内部逻辑来表现这些人物，历史视野的进入或许意味着，她试图站在更高的位置而做一种宏阔的时代性记录。这种“写文章的态度”，与胡也频形成了颇有意味的参照——“我常说他是‘左’倾幼稚病”【38】。“光明”是直接出现在胡也频小说标题里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但丁玲的小说并没有这样明显的意象。同一时期出现的同样有瞿秋白原型的蒋光慈小说《短裤党》（1927年），也表现出了与《韦护》几乎截然不同的叙事情调和内容。丁玲提及，为了《韦护》的写作，她与胡也频有过激烈的争吵：“他说：太不行了，必须重写！后来我们就为此大吵特吵起来。结果，我又重写一遍”【39】。看来，在如何表现革命者特别是以瞿秋白为原型的革命者这一问题上，丁玲与胡也频当时存在着不小的分歧。对于如何理解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如何表现革命者及其革命的逻辑等问题，此时的丁玲有她独特的思考。她曾说，在向左转的过程中，胡也频是“飞跃着前进的”，而她自己却是“爬着前进”。丁玲的犹疑包含了怎样的具体内容？她不想也不能跳过的到底是什么？而她最终克服这些犹疑终于走到“工农革命”道路上的动力又包含着怎样的逻辑？对于这些问题，《韦护》提供了值得解读的许多内涵。 本文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