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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剑虹与作为问题的无政府主义 在这种表征了“时代灵魂”的个人内在精神生活中，王剑虹占据了中心位置：她是丁玲塑造自我镜像时的投射，也是承载她感伤情绪的想象中的读者。研究者多会意识到丁玲第一部小说主人公梦珂的名字，正是瞿秋白对王剑虹的法文昵称，但很少讨论的是，正是这个有着瞿秋白、王剑虹浓郁私人纪念意味的名字，构成了丁玲文学创作的起点。也可以说，丁玲是以对作为瞿秋白（也是丁玲）之“梦珂”的想象性书写，将自己的生活经验转换为对象化的文学写作。梦珂的酉阳家乡，正是王剑虹的故乡；而梦珂学绘画、谈恋爱、当演员的遭遇，则投射着丁玲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遭遇。这里真正有意味的，是丁玲在文学书写中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始终脱不去王剑虹的影子，以及在文学想象中将自我与王剑虹的混同。在几乎是一气呵成写出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可以读出更多王剑虹的身影。这篇丁玲的成名之作，以“日记”这一文体形式所突出的“私人性”书写，其想象中的理想读者正是莎菲的“蕴姊”：她的爱情，她的死，都会使人联想到王剑虹，而那个使蕴姊致死的“白脸男人”，则无疑有着瞿秋白的影子。 《在黑暗中》参照其他五四小说而言，是极度激进的，因为这并不是在与“封建”、“传统”的对抗中书写“现代性”（制度、欲望、主体），而是要写出“现代性”本身的幻灭。从具体内容看，这些小说总是包含了对女性主体欲望镜像的召唤和这种镜像的破灭这样一种双重叙事过程。正如罗岗的解读【21】，《梦珂》是一部充满着视觉观看媒介的小说：绘画、恋爱、当演员，都包含了资本主义化现代都市社会一整套对于女性的合法观看体制。但丁玲的更深刻之处在于，她既写出了梦珂对现代社会所构造的女性欲望镜像的认同（正如她坐在影院看《茶花女》时，“简直爱上那幕上的女伶”，这也是她后来去做电影演员的动力之一），但同时，小说也揭示出了这种主体欲望镜像的幻灭，因为正是在做演员的过程中，梦珂真切地体味到这是怎样一种纯商业的肉体买卖。《阿毛姑娘》虽然主人公是一个乡下姑娘，但她对城市布尔乔亚浪漫爱情生活的向往，以及目睹一对城市夫妇的生活现实而感到幻灭时，她经历的是与梦珂同样的精神历程。《莎菲女士的日记》也包含了同样的双重叙事过程：莎菲对凌吉士的身体之爱，无疑也是现代爱情话语对女性欲望塑造的结果，她对凌吉士的爱慕之情、欲迎还拒的恋爱技巧以及无法自控的爱欲，都是五四时期自诩为“新人”的青年们的现代之举。从这一面而言，莎菲是“modern girl”（现代女性）的化身。但小说同时写出的是这种“爱情”神话的幻灭——外表美貌的凌吉士，内心是个地道的市侩，而且是由莎菲亲手戳破了这个幻象：她吻了凌吉士，由此而知道这完全不像她想象中那样令人神魂颠倒。在这个过程中，莎菲对“爱情”镜像的认同与这种镜像破灭后的绝望，都是同样深刻的，因而这是一种置身于现代性最核心的、对现代性本身的绝望。这与那种在“封建”与“反封建”对抗关系中确立自身合法性的启蒙理性话语拉开了极大的距离。 与其说《在黑暗中》表现的是一种作为五四新文化主流思想的人道主义话语，莫如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个人话语。 早期丁玲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关系，是丁玲研究中一个受到关注但不够深入的话题【22】。丁玲早期交往的，许多都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史上的人物。这既包括常德、长沙时期丁玲母亲于曼贞所交往的向警予、陶斯咏等新民学会成员，他们在1919年转向共产主义之前，还都是无政府主义者【23】；包括丁玲在上海时期与王剑虹及其交往的茅盾、施存统以及瞿秋白等，都处在从无政府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思想转换过程中；也包括1924年丁玲到达北京后朋友圈中的周敦祜、朱谦之、杨没累、左恭、曹孟君等，都是无政府主义者。而在这些人中，王剑虹是最重要的一个：“我从认识她以后，在思想兴趣方面受过她很大的影响，那都是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对人生的狂想，对世俗的鄙视”【24】。这里的“社会主义”也是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特点。关于王剑虹的史料不多，史料涉及她的地方，都强调她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特点【25】。在丁玲留下的关于她的文字中，也可以读出较为浓郁的无政府主义者气息。特别明确的是，在1929年以王剑虹和瞿秋白为原型创作的小说《韦护》初版本中，丽嘉正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Anarchism，无政府主义者的音译）。王剑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无疑深刻地影响了早期丁玲。在丁玲1930年代“向左转”期间，胡也频写作的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里，留下了他与丁玲思想分歧的影子，其中女主人公白华同样是一个“信仰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者。 但由于1920年代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此后无政府主义的蜕化与污名化，使得研究界的相关研究和探讨并不深入。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有许多需要厘清的地方。比如到底如何理解无政府主义，它是否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散漫个人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到底是一种“主义”还是一种生活态度、生活方式乃至思想意识？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在《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26】一书中，对这一问题做了细致的考辩。其中重要的，一是“无政府主义”并不如其汉语的字面意义那样，仅仅是“没有政府”，而是“无统治”即“要废除一般意义上的权力”特别是“无强权”的含义。并且无政府主义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个人主义”，强调“互助”和“知识与劳动的结合”是其更重要特点；其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者都经历了一个从无政府主义到共产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转换过程，而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事实上是由被称之为“无政府主义者”的群体传播的；其三，尽管无政府主义思想在1920-1930年代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被清理出去，但它仍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中国“革命话语的内在环节”；其四，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事实上是当时激进革命话语的核心，它在青年中的影响更表现为一种“态度”与“生活实践”，而非总是以“思想”与“主义”的形态出现。丁玲、王剑虹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也表现出这样的复杂性。 这与其说是关于丁玲与无政府主义关系的结论，毋宁说正是需要在丁玲的文学实践中予以细致辨析的问题。这里只是强调，丁玲早期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这种影响与王剑虹密切相关。如果不理解早期中国无政府主义的观念形态与实践影响，就难以理解丁玲在文学创作中书写激进个人、“modern girl”、反叛家庭等思想资源的来处。 《在黑暗中》的叙事情调和风格，也可以读出浓郁的无政府主义文学的影响。有研究者从《梦珂》与《阿毛姑娘》读出了《包法利夫人》的影响【27】，或许就丁玲所接触的文学资源而言，应该说更有阿尔志跋绥夫的影响。那种厌世的颓废的情调，那种深刻的绝望带来的虚无主义感伤姿态，对性与欲望无所顾忌的书写，以及蔑视庸俗的精英心态等，都是以阿尔志跋绥夫为代表的1920-1930年代“无政府主义文学”的标签式特征【28】。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韦护》初版本中，韦护用欣赏的口吻向丽嘉介绍阿尔志跋绥夫。初版本中有这样一段韦护对丽嘉说的话：“你读过翻译本的《灰色马》吗？你起了些什么感想？这是本好书。如若你高兴，我可以为你翻译一本我最喜欢的，那是《沙宁》”【29】。阿尔志跋绥夫是1905年俄国革命到1917年十月革命之间俄罗斯影响最大的无政府主义作家，并曾对鲁迅产生过重要影响。《沙宁》（也译《萨宁》）《灰色马》都是他的作品。韦护的这种推荐，无疑是瞿秋白向丁玲、王剑虹介绍苏俄文学时某种真实写照。可以说，正是从瞿秋白或王剑虹这里，丁玲了解了这个作家，并以她在北京时期的感伤心态深深地体认过阿尔志跋绥夫式的“世纪末”情绪。莎菲女士毋宁是中国版的“阿尔志跋绥夫青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