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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odern Girl”与五四现代性的耗尽 《在黑暗中》对现代性的书写方式，可以说是丁玲基于无政府主义思想意识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召唤出来的现代主体想象的穷尽与追问。其中，女性人物及其相关的性别问题占据了核心位置。她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被评论界称为“Modern Girl”。 1932年丁玲这样写道：“在我过去的小说中，主人公常常是女人，这自然因为我自己是女人，对于女人的弱点，比较明了一些”【30】。丁玲此时的个人经验中，女性问题的追问离不开王剑虹的影响和对其遭遇的困惑。王剑虹之死显然是丁玲心中巨大的谜团，而作为“无职业”都市青年女性的种种社会遭际，也使她有许多机会和经验来思考“新女性”的可能出路和困境。在王剑虹短暂的生命中，留下的是上海平民女校期间在《妇女声》杂志上发表的几篇与妇女运动相关的文章，其提出的妇女解放思想与无政府主义思潮关系密切。无政府主义所反对的“强权”机构中，“家庭制度”是最重要的一种。五四运动前后青年中流行的个性自由、废姓、非孝、反婚姻的同伴关系乃至“新村生活”等实践，更多地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而非五四人道主义的启蒙理性思潮【31】。丁玲早期作品在女性问题上的敏感和深刻，很大程度源自这种思想的影响。这里的无政府主义，“首先意味着一种态度而不是理论”【32】，即作为一种态度、意识和生活方式，无政府主义成为五四激进青年革命话语的核心。丁玲早期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普遍表现出了对“家庭”的游离态度，对“爱情”“恋爱”“布尔乔亚的婚姻生活”等幻象的瓦解，正是丁玲区别于五四前期女作家冰心、庐隐、冯沅君等人的关键所在。《暑假中》里的七个年轻女教师的小团体生活，既有丁玲与王剑虹等六位女性共居上海平民女子学校的生活经验，也有丁玲母亲的七姐妹结拜这种带有无政府主义互助小组特色的生活的影子。但即便在书写这种游离于权力体制之外、实践新生活方式的小说，丁玲也没有将其表现为女性共同体的小乌托邦，而更深入地写到了其间情感的暧昧性与不确定性。梦珂、莎菲、阿毛的故事，则更穷尽了现代都市社会所能为女性提供的诸种主体幻象，如做艺术家、恋爱、性欲、婚姻、布尔乔亚浪漫生活等等。 可以说，丁玲一开始就是站在五四现代性的尽头而写作的：她洞察到了“摩登”生活中心的空洞与虚无，她写出的是“modern girl”的苦闷灵魂；这种苦闷并非仅是个人的，也是五四现代性话语许诺的神话的幻灭，特别是女性神话的幻灭。这正是她在这个时段因为王剑虹的离去、因为无法在现代都市社会找到真正有价值的出路，而感到的深刻“黑暗”。 50年后，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结尾处，丁玲提及瞿秋白对她的评价：“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丁玲并没有说明瞿秋白何时说过这样的话，但第一部小说集的命名“在黑暗中”，也许并非偶然地关联着瞿秋白的这句评语。“黑暗”是一种精神体认、一种情绪状态和一种感知社会的方式，但丁玲或许始终意识到的是：正因为曾经历过并相信“火”与“光”的存在，黑暗才成其为“黑暗”；而当现实被指认为“黑暗”时，也就意味着要打破这黑暗而寻找“火”的强大驱动力。在这种黑暗中，王剑虹是隐没的光源一样的存在。可以说，以文学写作的方式，纪念并“复活”死去的王剑虹，特别是曾与王剑虹共同分享过的无政府主义生活实践的记忆，也成为丁玲实践自我的一种“自发”媒介。同时，王剑虹的死也并非实写，而是对生命的虚无与绝望的深刻体验，是一种颓废情调的源头，象征着在黑暗中的沉溺。但因为相信“光”的存在，“黑暗”才成为可以感知和书写的对象。 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无论在她艰难的“自我战斗”的延安时期、新中国时期，还是在知识界普遍强调“回到五四”的80年代“新时期”，丁玲都从未简单地从“革命”退回到“五四”。一则因为她是以洞察了五四现代性中心的空洞与虚无而开始其文学创作道路的，另一则因为从无政府主义式的个人革命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的转向，成为丁玲走出黑暗期的克服方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