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本文从作家丁玲主体结构的二元性这一问题意识出发，结合其文学创作与革命实践的生命历程，探讨丁玲如何塑造出一种将革命、主体与文学融汇一体的独特辩证法生命哲学。相关讨论以丁玲在不同历史时期关于瞿秋白、王剑虹的文学书写为线索，尝试对丁玲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关系、丁玲为何选择文学道路、丁玲“向左转”的具体历史内涵、丁玲革命主体结构的形成及其与创作的关系等关键问题，进行分析性的历史阐释。同时结合《韦护》的初版本分析，对丁玲的《在黑暗中》《韦护》《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等重要文本做出新的解读。 文艺批评 | 贺桂梅：丁玲主体辩证法的生成（上）——以瞿秋白、王剑虹书写为线索 接上篇 1、“韦护”的两张面孔 小说以“韦护”为名，既是丁玲对瞿秋白态度的转变，也包含了她对瞿秋白的基本理解方式。从《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以王剑虹为中心，到《韦护》以瞿秋白为中心的写作，对丁玲而言，是很大的态度上的转变。至少，她开始试图正面去理解作为“革命者”的瞿秋白。丁玲初到北京时，瞿秋白曾给她写过十多封信，也曾有过见面的机会，但都没有解释清王剑虹之死留在丁玲心头的谜团【40】。关键的变化发生在丁玲本人身上。她由一个流浪的文艺女青年，变成了“有名的作家”。1928年结识冯雪峰之后，也开始经历了思想的转变。冯雪峰的出现及胡也频的迅速左转，改变着丁玲对于左翼革命的看法。但应该说，丁玲此时或许仍旧秉持着瞿秋白曾鼓励她的主张，“走文学的路”。当她受到时代氛围的鼓动而尝试写“革命者”时，瞿秋白是她心目中印象深刻的最佳人选。此时的瞿秋白已是中共著名领袖，但丁玲在将他写入作品时，仍旧用自己的经验与感受去写作，她更要写出的是自己心中对瞿王恋情的理解、王剑虹在这个过程中到底经历了什么、最终的悲剧性结局因何发生：“我每天只在沉思默想：假使我是书中的女人时，应怎样对付？我又想用更好的方法写它，用辩证法写它，但不知怎样写”【41】。不知道此时丁玲所理解的“辩证法”是否就是冯雪峰所说的“站在工农大众利益上，看到工农劳苦大众的力量及其出路”【42】的那种“唯物辩证法”。但事实上丁玲写出来的只是韦护的爱情，他的“革命”在小说中几乎是缺失的，这里只有“德瓦利斯”（俄语“同志”的音译）之间的会议、争吵和近乎乏味的工作（写作、编稿、教书）。在小说对韦护的心理呈现中，“革命”更像是一种外在的“义务”，而缺乏内在的热情与感召力。因此，小说选择“韦护”这个瞿秋白的笔名作为标题是极富意味的。 “韦护是韦陀菩萨的名字，他最是嫉恶如仇，他看见人间的许多不平就要生气，就要下凡去惩罚坏人，所以韦陀菩萨的神像历来不朝外，而是面朝着如来佛，只让他看佛面”——这也就是说，“韦护”包含了两张面孔即“人间”与“佛面”的分裂。从“外面”看，他是菩萨，是见义勇为、“为人间抱不平”的救世英雄；而他真实的面孔，却是朝向“佛面”而无法让众人看清的。丁玲选择这个笔名作为主人公的名字，是要强调瞿秋白的革命信仰是利他的、菩萨般的救世之举，同时也要用韦护的两面性来形容瞿秋白的二元人格，他在革命与文学、绅士风度与先锋党领袖、文人的多感与革命者的雷厉风行等之间的矛盾。更特别的是，这个韦护远离了人间的悲苦与不平，似乎只是一个浪漫的文人与恋人。这里写的是革命者的“内面”，就如同那个“不朝外”的韦陀菩萨的另一张面孔。 瞿秋白本人使用这个笔名的深意已无从了解。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瞿秋白曾流浪到湖北黄陂，在那里研读佛学。之后到北京，进入俄文专修馆学习【43】。那时，他称自己是一个“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者”【44】。因此使用“屈维它”这样佛学意味的笔名，对瞿秋白并非偶然。1921年，瞿秋白作为《北京晨报》记者前往刚刚成立不久的苏维埃，并经历了他人生最大的转变：他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了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虽然俄国十月革命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极大的震响，但对于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真实情况，人们所知并不多。最早欢呼“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的李大钊，“1918年后期写的与十月革命相关的文章里大量使用了无政府主义词汇”【45】。正是历史的风云际会，使瞿秋白成为国际共运和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第一个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社会和列宁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依托第三国际、完成中国共产党在组织方式上的布尔什维克化这个关键阶段的核心人物。【46】 瞿秋白的经历中，一是他在苏联革命、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实践之间扮演的先行者、盗火者的媒介性角色，另一是他经历的从无政府主义到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主义）的自我转变，都具有意味深长的两面性特点。他早期发表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可以读出文艺青年的浓郁感伤心态。但1923年回到中国后，他写作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提出“新的智识阶级”应当与进步政治主力军劳动平民结合在一起，充当他们的“喉舌”，并毫不犹豫地写道：“智识阶级始终只是社会的喉舌，无论如何做不到主体”【47】。这也是从1905年二月革命到1917年十月革命的激进转变过程中，在苏维埃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领袖权”（“领导权”）和“先锋党”的核心理论表述。瞿秋白是较早强调“文化革命”在争夺无产阶级“领袖权”过程中重要意义的革命理论家【48】，他的观点不仅启示了后来毛泽东思想的中国革命道路，在国际共运史与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也有难以取代的地位。有论者将瞿秋白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相提并论，也并不为过。【49】 但就瞿秋白的主体体验而言，他从感伤的无政府主义“东方稚子”到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者之间的主体转变与断裂的心理历程，却不再有得到表达的机会。相当有意味的是，瞿秋白遭遇的内在主体二元性问题，正是丁玲在《韦护》中做了最早的公开表达。在1935年于狱中写就的《多余的话》中，瞿秋白称自己是“脆弱的二元人物”，拥有“二元化的人格”：一边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一边是“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这两种意识在他内心“不断的斗争”，“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的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50】。丁玲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已是1930年代后期的延安。当时许多人认为这篇文章是国民党的伪造，丁玲却确信出自瞿秋白之手：“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地熟悉啊！我一下就联想到他过去写给我的那一束谜似的信”。1924年丁玲到北京之后，瞿秋白曾给她写过十多封信，解释自己与王剑虹的关系，更多地剖析自己的心态。这些书信后来遗失了【51】。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自己从未披露过自己关于“二元化的人格”的苦恼，即便对他称为“我生命的伴侣”的杨之华也是如此。或许给丁玲的那一束信是唯一的一次。这也正是丁玲借以写作《韦护》、理解瞿秋白的重要依据吧。 2、瞿秋白的“辩证法”难题 瞿秋白主体二元性生成的关键原因，在于对“革命”与“革命者”关系的理解。革命者之革命并非出于个人的诉求，而是“为人间抱不平”，而同时，革命之于革命者也仿佛仅出于信仰和道义而去承担一项确定的目标，这之间不存在辩证的、互相转化的关系，由此形成了信仰与自我、道义与热情之前的分裂，进而变成旧我与新我、理智与情感之间的冲突。丁玲在小说中，用韦护与丽嘉的爱情以及他在革命之我与爱情之我间的巨大矛盾，突出了韦护主体的二元性。这种缺少辩证性的看待知识分子与革命关系的方式，事实上正隐含在瞿秋白关于“智识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和功能的理解中。他把革命知识分子理解为劳动大众的“喉舌”，一种“媒介”性存在，而不是主体性存在（“无论如何做不到主体”）。在后来关于列宁和革命党领袖功能的阐释中，他进一步提出了“历史的工具”说，认为历史的本质与规律是确定的，而革命领袖的功能在于自觉地充当历史的“工具”【52】。这背后包含了值得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涉及革命知识分子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到底扮演何种角色，也涉及布尔什维克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关于革命策略的基本分歧。 如果说在1922年共产党组织布尔什维克化之前，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分歧，都倾向于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新社会的话，那么正是列宁主义和先锋党理论的出现，使这两种思潮分化开来。尼尔·哈丁认为列宁主义的出现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观点之上，即“整个历史时代，生活方式和文明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失去其历史权利”，由此构建出了关于新社会的“一个完整的替代方案”【53】。列宁主义与此前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差别，在于提出了新的革命策略，即建立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先锋党，和保留“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以作为实践一个没有权力等级、没有国家的理想社会的手段【54】。在这一革命策略的实践过程中，有机知识分子事实上居于核心地位：在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过程中，革命的知识分子成为组织并领导无产阶级先锋党的推动者和实践者。革命策略的不同也是中国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分化的关键所在。可以说，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工团主义与共产主义）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分享共同的乌托邦新社会构想，但并不认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组织策略，认为用中央集权的先锋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态实践社会主义的过程，是“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异化【55】。但布尔什维克主义强调的，则是“目的”与“手段”之间的辩证法转换。 对此，瞿秋白有过明确的思考。《多余的话》写下了这样一段：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的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一个国家的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无所谓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觉得很有趣。 显然，瞿秋白在这里谈论的正是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争的关键问题。他的“二元人格”也正是在这种“目的”与“手段”的矛盾关系中产生的，但他并没有更深入地讨论在这个“辩证法”的过程中，革命者的自我如何在实践中不断生成，而停留于“历史的误会”这样的慨叹。值得提及的是，德里克在探讨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革命话语中的独特位置时，概括出这样一种“革命的辩证法”——“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将目的和手段、革命目标和用来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区别开来，革命必须在自己的进程中创造出一个包含着未来社会胚胎的机构，这些机构反过来又会为个体的改变和他们的社会意识提供空间，并因而能保障革命的进一步发展”【56】。这与其说是当时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想法，莫如说更多是德里克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论思考。而在瞿秋白这里，“辩证法”始终是一个难题。当他强调智识阶级“无论如何做不到主体”时，一方面认为知识阶层并不是具有自身主体性的独立社会力量，而是将劳动大众创造为主力军的媒介，另一方面也封锁了从有机知识分子的主体视野角度来探讨革命者在充当“喉舌”的过程如何辩证地生成自身主体的讨论空间。《多余的话》或许是提出这一问题的开端。他明知道自己“二元人格”的“斗争心路”是“何必说”的，但还是说了出来，既有对自己的反省和批判，也如同他建议捐出自己的肺病躯壳作为医学校的实验之用，是以自己作为病例范本来提出革命实践过程中革命者的主体生成这一问题吧。 丁玲从瞿秋白写给她的那一束信中最早了解到瞿秋白的这种内心斗争，并将这一点作为塑造韦护这一革命者形象的核心内容。她之写韦护，并不像胡也频那样写革命高潮期的热情，也不写韦护的革命活动，毋宁更关注的是革命者韦护的“内面”：他的文学爱好，他的浪漫蒂克情调，他的“说不出来的倜傥”，他的多情和感伤，他在爱情与革命工作之间的苦苦挣扎……正是这些，使韦护区别于那些“只有一个社会科学头脑的”“简单的革命家”。但是，这些“内面”如何能够与“革命”真正地连接起来，如何成为革命家的有机构成部分，而不是简单地舍弃、抛掉的部分，《韦护》并没有写出来。丁玲曾设想过的“辩证法”大概也考虑过这样的可能性吧。但此时丁玲还“不知怎样写”。她既然不能写真实的王剑虹之死，也只好让韦护在两种力量的致命撕扯中抛弃他的恋人而专注于革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