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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家丁玲的诞生：《在黑暗中》与王剑虹 丁玲成为作家的过程，表面上看起来非常迅速，朋友戏称“一出台就挂头牌”。【6】她并没有经历过像沈从文、胡也频那样长期艰苦的试笔过程，而是一出手就极为成熟，并迅速登上文学创作的巅峰。这意味着丁玲在发表作品之前，就已处在一种前/潜文学状态中。沈从文提及，在发表作品之前丁玲就“偷偷”进行着不公开的写作，并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文学天赋【7】。不过这里所谓“前/潜文学状态”，更指的是《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所表现的人物精神状态和叙事情调经过了较长时间的酝酿过程。“酝酿”并不是说这是为了文学创作而做的累积和准备，而是反过来，正因为长期处在这样的情绪和精神状态中不得解脱，所以才找到“文学”这一表达自我也塑造自我的社会性媒介。 从这个角度来看，丁玲1924年到北京直至1927年底发表《梦珂》的这个时段极为重要。可以说，正是这四年的北平生活塑造了作为“作家”的丁玲。 1、“回心”的时刻 这是丁玲因王剑虹之死而极度感伤的时期。沈从文回忆，“那时节这女孩子感伤气分极重，大约因为几年来在外边飘飘荡荡，人事经验多了一些，少年锐气受了些折磨，加之较好的朋友又死掉了，生活又毫无希望可言”。【8】 丁玲与王剑虹的交往始于1922年的常德，此后两人成为挚友，同赴上海平民女子学校读书，不久又一起放弃学业到南京过起了独立的自修生活。在南京期间，经柯庆施、施存统介绍，她们认识了刚刚从苏联回国、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参与中国共产党改组和领导工作的瞿秋白。随即，两人听从瞿秋白的建议，到上海大学学习。这是丁瞿王三人交往最密切的时期。1924年1月瞿秋白与王剑虹结婚。这年夏天，丁玲离开上海回到常德，准备不久前往北京寻找生活出路。期间她得到王剑虹的死讯，旋即到上海办理王剑虹丧事，之后从上海到北京。 王剑虹之死对于早期丁玲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事件。这首先意味着年轻的丁玲曾经向往和实践过的浪漫生活理想的巨大幻灭。1922年初，丁玲放弃中学学业随王剑虹来到上海，对她而言，意味着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里有“自己决定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的生活理想，也有通过志同道合的小团体生活体会和感受无政府主义革命思想的具体实践。因此，丁玲与王剑虹的亲密情感，并不能完全在私人情感意义上被理解，而更是志同道合者的“同盟”之谊。这两个人之间的紧密关系，正如1928年之前丁玲与胡也频没有性关系的同居生活一样，毋宁说更是基于无政府主义思想而实践新社会生活的一种方式。【9】在这一意义上，王剑虹的死对丁玲而言，既是亲密的姐妹、朋友和亲爱者的死亡，也是理想生活的幻灭。 关于丁瞿王三人的微妙关系，丁玲在文学书写中讲述过两个不同版本的“故事”。1929年写作并于次年出版的《韦护》，是以三人关系为原型创作的小说。《韦护》的单行本初版【10】中，有此后版本删掉的文字，显示出作为王剑虹原型的丽嘉和作为丁玲原型的珊珊这两个女性，都被韦护（瞿秋白原型）吸引，并产生了朦胧的感情。当珊珊发现丽嘉也爱上了韦护时，“实在有点不高兴”，“不知不觉的对那最好的友人也像是有点疏远起来了”。最终她为了友谊而选择了沉默，成为韦护与丽嘉爱情的见证人。50年后，在1980年写作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11】中，丁玲则讲述了一则自己当红娘的故事：王剑虹爱上了瞿秋白又不愿失去尊严地表白，因而向丁玲提出离开上海回家乡去。丁玲在疑惑中发现王剑虹藏在垫被底下写给瞿秋白的情诗，才明白王剑虹的心思。她将这些诗句拿给瞿秋白看，告诉他“剑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忍心她回老家……你们将是一对最好的爱人，我愿意你们幸福”，由此促成了瞿王的爱情。在这篇以“我”为主要叙述人的回忆散文中，丁玲并没有明确写到自己对瞿秋白持何种态度，但字里行间流露出不仅对于王剑虹也对于瞿秋白的深刻情感。在2016年出版的《丁玲传》中，蒋祖林提供了另一版本的故事：1977年，他到山西长治老嶂头村探望母亲时，丁玲曾给他讲述三人关系的往事，并提到瞿秋白那时“更钟情于”自己【12】。李美皆于近期发表的长文《丁玲与瞿秋白》，则力图索解丁玲隐晦的内心活动，强调丁玲一生对革命强大的情感驱力源自她“暗恋”瞿秋白【13】……这些无论由丁玲讲述还是研究者索解的不同故事版本，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说，丁瞿王三人之间有着极其亲密的情感，而且其中任何两人的关系都是深厚的。但需要意识到，这种关系与其说是三角恋式的暧昧情感，莫如说更是那个激进年代所特有的精神和情感生活的单纯与高贵之处。 不过，在三人关系中，无论实质性的情感状态如何，丁玲都注定是那个会感受到更多伤害的人：她是瞿王爱情生活中的“客人”，而曾经志同道合的王剑虹，此时“只是秋白的爱人”。那种“共同流浪天涯”的豪情因为同伴的缺失，而郁积为越来越深的找不到社会出路的茫然和莫名所以的失落感。这是丁玲在决定离开瞿王二人之前就已郁积的心结。而接下来的王剑虹之死，特别是王剑虹尚未入土、棺木停在四川会馆，秋白就跑到广州开会去了，这种“薄情”【14】更成为对丁玲情感的巨创。瞿秋白的出现，瓦解了王剑虹与丁玲的同盟关系，而瞿秋白居然并不珍惜这个对她而言“世界上最珍贵的人”，这使丁玲内心充满了对瞿秋白的怨恨。如果考虑到瞿秋白曾在丁玲心中的巨大分量，这里的怨恨既有对王剑虹及与其共同分享的理想生活的怀念，也有对瞿秋白这位显然在思想和生活上成熟与“高明”得多的导师的失望。死去的王剑虹因此而成为北京时期丁玲双重失望的载体，既昭示着过去同盟生活的热血和青春的幻灭，也表达着没有了同伴和前路的现实生活的茫然。 竹内好曾将鲁迅登上新文学文坛之前，坐在北平一间槐树院屋子里抄古碑的那段生活，称为鲁迅精神构成的“回心”时期。“回心”这一佛学用语显示的是领悟“空”与“无”之终极存在的时刻。对鲁迅而言，那是辛亥革命热望幻灭后的绝望和彷徨，是深刻地体味到的生命的虚无与黑暗。这种生命体验，构成了鲁迅精神生活中本体性的、以“无”的方式存在的核心，并造就了后来作为文学家和启蒙者的鲁迅【15】。借鉴这样的思路，同样也可以说，北京四年生活也是丁玲的“回心”时期：青春的热情和无所畏惧的生活理想已经幻灭了，而现实中的每一种选择都显示此路不通。低徊于绝望与茫然中的丁玲此时爱读鲁迅的作品，“他成了唯一安慰我的人”【16】，也就绝非偶然：她体味与认同的，不是“呐喊的鲁迅”，而是“彷徨的鲁迅”，或许正是那个欣赏阿尔志跋绥夫的“个人的无治主义”的鲁迅。 北京四年的感伤生活塑造了丁玲内在的颓废情绪基调以及她对社会的文学感知方式。这是她第一部小说集《在黑暗中》的叙事基调，其中的四篇小说都隐约透露出当时丁玲对自己生活经验和社会经历的理解方式。这个时期的写作中，王剑虹无疑在丁玲的精神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女性主人公的形象或隐或显地携带着王剑虹的影子，以及因王剑虹之死和瞿丁王三人关系的理解而来的感伤情绪。可以说，缺少对三人关系背景的了解，就难以索解这一时期丁玲的写作主题和叙事情调。 蒋祖林提及，丁玲成为作家之前，更理想的职业是做一个“革命的活动家”【17】。丁玲与王剑虹在上海平民女子大学及南京的自修生活中，这两个人看起来更像是热衷于艺术的无政府主义激进青年。是瞿秋白的出现，使“文学”成为丁玲越来越自觉的选择：“他不同我们讲哲学，只讲文学”，“他是一个文学家，他的气质，他的爱好都是文学的”，“他希望我，希望剑虹都走文学的路，都能在文学上有所成就”。正是瞿秋白的鼓励，使上海时期年轻的丁玲“决定了自己的主张”。瞿秋白的这种引导，带有很大的个人特色和文化革命策略的独特思考。正如蒋祖林在传记中提到，当时的共产党团体和左翼激进青年更偏重社会实践，而普遍轻视文学创作。丁玲所谓“决定了自己的主张”【18】，不仅意味着对文学的重视，也意味着在加入共产党组织而参与社会实践，与游离于组织之外成为文学写作者之间的选择。但即便如此，丁玲在北京期间，也仍未想过要成为专业的作家，她是在求学、学美术、当演员等诸种选择失败之后，在“寂寞中”开始了写作。而这或许也得益于胡也频、沈从文、徐霞村等“无须社”文学小圈子的存在与影响【19】。但有意味的是，丁玲并不直接参与“无须社”的活动，也不与他们交流自己的文学创作，“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讲话，或者只像是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20】。她把文学视为一种个人性的抒发寂寞内心情绪的媒介，一种赋予内在精神生活以“形状”和“形式”的行动实践方式。这也正是“作家丁玲”的诞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