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国语中的方言借词(6)
六、台湾国语中方言词语数量和类型的统计
根据仅此所得的资料显示，台湾国语中使用的闽、客、吴、粤诸方言词语的数量有1,180个，以下再从“借用来源”和“借用词性”两方面来考察国语中方言词语的细部分类数量和比例：（不包括重叠构形的词语）
台湾国语借用方言词语的分类数量和比例统计
从上述资料来看，国语从方言中吸取的词语以闽南语为最多，已近九百个（879个），占了全部比例的百分之七十以上（74.5 %）；次之为粤语词语，数量超过一百，占了全部比例近百分之十（9.9 %）；再次为吴语，也占了全部比例近百分之十（9.8 %），而以客家语相对为最少，不到七十个，只占了百分之五点八。这样的结果显示：国语的词汇系统吸收的南方方言借词的比重顺序为：（1）闽语、（2）吴语和粤语、（3）客语。可见占了人口数量绝大多数的闽南语，是影响国语的主要因素。而粤语、吴语这些“强势方言” 也同样影响着台湾国语的词汇体系构成。
如果从国语吸收方言词汇的词性来看，十类词语的分类数量和比例为：
以上资料可以说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吸收的词类是多方面的，既有实词（名词、动词、形容词、区别词、代词、量词等），也有虚词（包括连词、叹词、），还有固定语。第二，国语吸收的词语中，还是以名词性为最多，共403个，占了全部借词的34.1 %；动词性紧随其后，居第二，共373个，占31.6 %（动词性词语的比例与名词性不相上下，也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形容词性词语的数量是第三位，有137个，占11.6 % 。三类主要实词相加已经有913个，占了77.3 %。如果再加上各类重叠形式的动词性和形容词性词语，这三类实词的总量有1,038个。占了百分之八十八点零。第三：值得一提的是，方言中的不少固定语（可看作是方言中的“成语” ）已经被吸收进国语，而且所占比例也不算少。资料显示，国语吸收的闽、粤、吴、客语的“固定语” ，已见有 116个，占了9.8 %。以上这一点，和大陆普通话相比，在现代汉语近几十年来的发展进程中是非常新颖和突出的。
作为一个双语和三语广泛并存的地区，语言间的“代码转换”机制和转换结果同样是绕有兴味的。在台湾，母语为闽语者无论是在人口总数比例还是在地理分布区域比例上均占有优势。闽语对国语的强势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相对而言，客语对国语的影响较弱也顺理成章。这可以看成是语言间的一种“底层借入” ， 或者看成是低层语言向高层语言“逆同化” ； 但和台湾并无地理相连，也非“方言连续体”吴语和粤语借词却能大行其道，确实是值得研究的一种“外层借入” 。
国语对诸南方方言的吸收，从一个角度讲是国语自然的发展结果，但从另一方面看，却是对大陆普通话的“异化”过程。
在中国现今的十大方言中，吴语和粤语、闽语一样，一直是影响民族共同语的“强势方言” 。尤其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 — 这个远东最大的工业、商业及文化教育城市在中国崛起；吴地 — 江浙一带工商业异常鼎盛并广泛辐射至内地。加上一批以上海为居住地，以吴语为母语的有名的文化人，包括作家、诗人、教育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电影、戏剧的编剧、导演、演员等）把吴语用在创作、教学、演戏和电影事业上，因此造成了一批吴语词语进入了当时的国语，如：“瘪三、搭档、把戏、名堂、噱头、货色、垃圾、亭子间、拆白党、坍台、尴尬、蹩脚、龌龊、搭界、识相、晓得、拆烂污”等等。
当代吴方言词语之所以在台湾话中出现，主要是因为1949年之后台湾社会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变化所引致的。众所周知，国民政府在迁台前，是以南京为国都的。在政府和社会上层的政治和经济界中以江浙财团人士为多，在文化和教育界也以苏浙人士为主。这些人去台湾后，把当时盛行于 “南京 — 上海 — 宁波” 一带的文化、教育、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等等都带去了，同时也带去了吴方言的影响。这大概也可以叫做中国现代历史上又一次吴语的“东南迁播” [9]。因此，
吴语词语对当代国语的最直接而明显的证据之一是：国语在动词和形容词前喜欢使用吴语副词“蛮”来代替普通话的副词“很”和“挺”表示程度 ，如：“我蛮喜欢” 、“她蛮漂亮” 。而这一条和现在大陆的“上海腔” 、“宁波腔”普通话的特点相同。这个情况充分证明了语言的影响往往不决定于使用人数的多寡，而恰恰在于该语言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 。
吴语之所以能占第二位，是因为操吴语者，或曰操吴语式国语者在台湾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传播等各层面具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力。
(责任编辑：admin) |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分隔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