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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建构的意义 延安的“文艺大众化”绝非单纯的文艺议题，它不仅是属于文学本体意义上的建设性探讨，更是承载着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探求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的实践活动。通过对关涉到文艺大众化的基本要素如“谁是大众”“谁来大众化”“大众化谁”“如何大众化”等方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延安时期的文艺大众化与“五四”时期的文艺大众化有着明显的区别，表现出“大众”身份由“底层阶级”向“阶级属性”、知识分子的立场由“启蒙的大众化”向“革命的大众化”以及文艺形式从“民族形式”向“民间形式”不断转换的清晰演进理路。可以说，延安时期的文艺大众化，同“五四”时期甚至“左联”时期的文艺大众化停留于纯粹的理论探讨相比，不仅具有明显的角色置换的特点(即启蒙者与启蒙对象、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老师与学生、改造者与被改造者之间发生了身份转换)，而且纵贯着政治权力的运作和意识形态的指涉。这些都对中国现当代文艺批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规范着20世纪后半叶中国文艺批评的基本走向。比如，第一次文代会后，为显示《讲话》的实绩，实践《讲话》的方向，文艺界编辑出版了《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和《文艺建设丛书》两套丛书，前者收集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解放区的优秀文艺作品(共53种)；后者则收集新中国贯彻工农兵文艺方向的新成果。这些描写工农兵、歌颂工农兵的新人新作以及新的创作理念，基本规定了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中国文艺创作与批评的基本方向。而新中国成立后兴起的新民歌大众化运动以及川剧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改造活动，同样可以看到对延安文艺大众化实践的直接承续。 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确立了以“人民—文艺”为轴心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在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中，中国文艺理论界先后出现了瞿秋白的以政治—文艺为轴心的“清醒的现实主义”、鲁迅只依据文艺客观现实的变化而不刻意创造理论体系的“战斗的现实主义”、冯雪峰的以革命—文艺为轴心的“人民力”和“主观力”相统一的“革命现实主义”、茅盾的以社会人生—文艺为轴心的“社会科学”化的革命现实主义、周扬以世界观—文艺为轴心进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以及胡风在高张主体能动性的基础上而倡导的“主客观化合论”革命现实主义等多种理论形态，这些理论形态或构成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来源(如瞿秋白的“清醒的现实主义”)。或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总体构想在文艺领域的具体体现(如鲁迅的“战斗的现实主义”)，或在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中进行理论的自我检测与自我调整(如茅盾的革命现实主义)，或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主流文艺意识形态的重要理论基础(如周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但这些理论在战时的延安，都注重用文艺的“人民性”去充实、拓展、丰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化”和“大众化”内涵，给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探索打上了鲜明的本土烙印。 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形成与深化起到了正面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发展历程中，有多次关于文艺“民族性”问题的集中探讨，如抗战时期的“民族形式”论争、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文学理论遗产继承问题中的“民族化”讨论、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背景下中西文化比较视域中的文艺民族性探讨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思潮背景下的文艺民族性探讨。延安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围绕古今关系、中西关系，广泛探讨了旧形式的利用、新旧形式之间的关系、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通俗文艺和民族形式的关系、民族遗产与人类遗产的关系、民族形式与“五四”新文艺的关系、民族形式与民间文艺的关系、民族形式与现实主义创作之间的关系、文艺的地方性和通俗性、文艺通俗性与艺术性的关系等多种问题，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探索中的“民族化”与“大众化”相互结合的新理路，对于如何在“时代化”“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等具体层面上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提供了有益的方法论借鉴。 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具有文学史或文艺批评上的“区隔”意义。由于在实践操作层面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化大众”变成了“大众化”，乡村文艺基本代替了都市文艺而成为主流，个性写作、启蒙传统及非“大众化”文艺作品为集体写作、工农兵传统及大众化文艺作品所代替，这使得延安工农兵文艺与“五四”启蒙文艺具有显著不同的特征。一种以大众喜闻乐见为文艺评价标准，以是否能顺应大众心理或鼓动大众热情为目标的文艺创作理念代替了“五四”以来的个性主义写作理念，并成为评判作品、作家或区分现代中国文学史不同发展阶段的标准。这一区隔意义还体现在现当代以来文艺批评关于文学类型的辨析与判定上。比如，关于解放区与国统区大众文艺的性质问题，文艺批评界就常常把在《讲话》精神指引下的“农民大众文学”(如秧歌剧《兄妹开荒》、新歌剧《白毛女》、新编京剧、街头诗、墙报、赵树理小说等)与在国统区为人追捧的张爱玲、徐訏等人为代表的“市民大众文学”并列视为中国现代大众文艺的两大类型。 从文艺大众化的总体发展态势来看，无论是近代的文艺通俗化理念、“五四”时代对白话文的提倡，还是“左联”时期对于文艺大众化的理论探讨，尽管参与论争的理论家们基本都达成了文艺必须深入大众、必须具有为大众所乐于接受的形式等共识，但大众并没有真正发言，文艺创作领域中也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作品，文艺大众化论争仍然是知识分子话语的内部展开。只有在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中，当毛泽东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开始由抽象的“文艺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文艺实践”，解放区文艺活动变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实践，并且在生成方式上实现了以知识分子为中心向以工农兵大众为中心的根本性转化时，文艺大众化才真正变成如火如荼的现实。这其中，政党对文艺直接干预的政治之力以及各种文艺奖励政策、大众诉求基础的转变及对文艺服务对象的明确、知识分子大众化维度的增加等，是形成20世纪中国大众文艺发展中的“延安景观”的重要原因。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视角来看。延安文艺运动中的这道特殊的靓丽的大众景观，充分表明理性化了的观念认识与人民群众的现实关切及需求的结合、阶级利益与人民群众利益的统一、大众化的对象与大众化的主体的融洽，这在建构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时具有重要作用。这也昭示着：凡是有建树有作为的文艺批评理论，都不是主体创立者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单靠冥思苦想和放飞思维能够实现的，恰恰相反，文艺创作者与批评者必须走出书斋，走进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走进工农大众的广阔的革命斗争实践，在敏锐把握历史与现实、参与当下社会生活和实践进程，抓住文艺实践本质，提炼文艺实践经验，揭示文艺实践规律，才能让文艺真正成为为人民大众所需要的精神食粮，才能让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现实生命力得到延续与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