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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从文艺复兴恢复了大写的“人”开始，个体自我意识就成为西方文学及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这一关注最终走上了两条道路，其一是消极的关注，它是以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为基础，以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为代表的，对文本中作为写作主体的“自我”的分析剖离；其二是积极的关注，它是以文学上的浪漫主义和心理主义等为代表的对“自我”的书写。前者的问题在于将“自我”逐步消解在语言和阅读快感之中；后者的问题在于：一方面，没有看到“自我”永远不可能只是个体性的，它不可避免地要有杰姆逊和荣格等人极力强调的公共层面，另一方面，在新资本主义或后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中，文学表达的更多的是意识形态的幻象，这是“自我”的另一种消亡形式。因而，无论是从文学角度，还是从文学所依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上来讲，都亟待我们在其中重构一种“主体间性”。这种“主体间性”带来的和谐之美，有可能解决日益严重的文艺个人主体性的消解问题。 关 键 词：个体自我/主体性/主体间性/语言革命/象征寓言/意识形态幻象/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12BZW00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当代西方文论批判研究”(11@ZH003)。 作者简介：金永兵，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金永兵(1973- )，男，安徽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 个体自我指称的无论是作家、艺术家等创造者还是受众，文艺与个体自我的关系无疑是自古以来文艺理论中最为复杂的基本问题，它不仅牵涉文艺的价值、真理与功能等一系列问题，更牵涉到作为个体自我的世界观、认识论等更为形而上、更为本体性的问题。并且，对这一基本关系的认识始终与人类科学知识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以及由此形成的关于人自身认识的深化，乃至现实中人类面对自然与社会的种种困境如何实现自我救赎的思考等等问题紧密相连。纵观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自我与文艺的关系一直是处于丰富而多元的理论场域中，从西方古典时期的代神立言的无我状态到“认识你自己”人本主义理性精神的高度张扬，人类自我和个体自我都在不断被发现、被丰富。文艺复兴运动重新接续了大写的人、大写的自我，启蒙主义、浪漫主义思潮等与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一起把人推到了神的宝座，人学代替了神学，自我成为文艺最终的立法者。18世纪以来的现代艺术无疑把自我作为艺术最终的目标和文本背后的价值尺度，无论是现实主义艺术的大写的群体性自我，浪漫主义艺术大写的个人自我，抑或是各种现代主义的那孤独的、隐秘的、纯粹的小写的个人自我，后现代主义那碎片化的、平面化的个人自我，艺术中的主体自我都得到不断丰富和充分展开。 关于主体自我的认识，各种理论呈现出多元、矛盾而又具有补充性的维度，每一种自我的展开形式不仅仅是对其他形式的丰富和补充，更是对其他形式的挑战和斗争。这些形式中，既有以启蒙主义为代表的具有形而上学性质的先验的个体自我，这是精神的、智慧的乃至神性的、统一而完整的个人自我，也有打开人的自然和感性向度的诸如自然主义和心理主义的肉体的或无意识的自我，人类及其艺术不断向个体自我靠拢乃至龟缩，日益走向自我中心主义。现代文化高扬个体自我确实在一定时期内成为促进工业社会前进的推动力。但是，这一试图给人类带来幸福的理性主义承诺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其后的长期冷战、核战争阴影以及后工业消费时代对自我主体性的彻底控制与被剥夺而变得面目全非。“人死了”，“主体死了”的判断不绝于耳，人类与个人非但没能获得彻底的解放，反而日益走向自我的消亡。与现实社会一样，艺术也同样越来越内化、越来越个体化乃至神秘化，在个体自我的小世界中越走越窄。无论是哲学还是艺术创作，不得不打破个人封闭的世界，转向将碎裂的主体重新联系起来的模式，以求构建新的自我主体性，一种主体间性，为艺术，更是为人类和个体自我探索新的可能。 一、语言革命与主体解构 如果说从古希腊柏拉图的模仿论到心理学派、自然主义的一路兴起表征了西方文论对“自我”的扩张性认识——从本体意义上的理性主体自我，到生理意义上的自然自我，再到自然与精神相结合的自我探寻，关于自我的内在层面的认识不断获得拓展，同时也透露出整体性自我消解的端倪；那么到了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兴起，则表征了西方文论中“自我”发展的另一种模式：自我从欲望的扩张之中解脱出来，进而内敛、消解在新兴的结构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理论逻辑中。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将研究重点侧重于语言的“共时”性质而非语言的历史演变，这是一场语言学上的巨大革命，而这种思维为“自我”的这种发展模式提供了最初的垫脚石。文本解读从此不再延续之前与主体及其社会生活大背景相联系的道路。结构主义要考察一部文学作品，其目的就是要找出它所用的“语法规则”，把文学作品当成一套如自然语言一样的表意系统，找出“语言”中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语言能指和所指概念的活跃，带动了文学走向一个围绕文本结构、文本规则的小我符号化循环，自我失掉了其有血有肉的个性色彩，转而成为一种符号化建构。所有的文字都可以被提炼为符号，所有的身份都可以被解释为符号。 无论是强调文本是上帝之旨、自我表现抑或欲望表征，文本都曾被作为自我或自我背后的上帝的象征之物而存在，但这一思想却遭遇了结构模式的强烈冲击。结构主义之父列维—施特劳斯在用结构的观点分析社会时指出，不用借助任何外界因素，仅通过对众多不同表现形式本身的研究，就可以找到一个囊括并说明各种现象的符合逻辑的体系，这个体系就是所谓的结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核心符合这一理论。在西方集体走向自我消解的路途中，“结构”的出现是文本中自我消解的重要一步。自此，结构主义理论家们开始认为文学作品中最具“文学性”的部分是建构意义的方法，而非意义本身，结构主义“与其说它是一种发现或派定意义的批评，毋宁说它是一种旨在确立产生意义的条件的诗学”①。到了后结构主义时代，将一切符号化的大环境使得意义的生成模式更加多元，自我在文本中的呈现也就失去了一个固定的表达形式。倘若说结构主义还固执于将“结构”作为理论所奋斗的终极目标，后结构主义则是将所建立的一切统统颠倒，消除中心与本源，自我的消散有了樯橹灰飞烟灭的意味。“它肯定游戏试图并超越人与人文主义，超越那个叫人的存在，而这个存在在整个形而上学或神学的历史中梦想着圆满在场，梦想着令人心安的基础”②。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发展的时代中，文本面临的是一场革命。结构主义试图寻找的是一个大而全的、可以概括世界万象的结构模式，而在这样的模式中即将或者正在被瓦解掉的正是自古以来每个文本的独特个性，而这独特个性来源于不同的作者及其对当时特定的社会、生活的主观反映与折射。结构主义力图达到的目标是为所有的故事情节都找到一个或有限多个原始模型作为根源。与之相反，后结构主义在对文本的自我消解中走上更加多元的道路。德里达的名句“中心乃是整体的中心。可是，既然中心不隶属于整体，整体就应该在别处有它的中心”③，其表明在后结构主义时代降临的时候，中心是一个不确定的场域。文本中曾被固定为自我、被固定为独特个性的元素，在后结构主义理论中则变为了一种可以随时被替换之物，“如果你进而去分析一部文学作品的全部要素，你将永远不会见到文学本身，只有一些它分享或借用的特点，是你在别处、在其他的文本中也能找到的。”④换言之，结构主义用符号化的模式概括出不同文本的共同结构，消解每个文本中的独特之处；后结构主义则将整体的文本变为碎片，取消了原本的中心和意义生成。 对于创作主体和阅读主体而言，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兴起所产生的影响是在原有理论逻辑基础上一切主体身份的被颠覆和被重新洗牌，自我建构也自此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这一理论的前后时期，先后从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到“作者之死”，最终走到了福柯所说的“人之死”，是一条清晰地标志着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主体自我消失的理论时间轴。而埋在这条时间轴之前的大背景，是索绪尔等人发起的语言革命为之提供的种种可能。在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中，他第一次将作家身份予以确定，“作家不再是写什么东西的人，而是绝对写作的人”⑤，这种绝对写作的模式在成全作家成为写作的绝对主体的同时，也回避了很长时间之内作家一直作为政治观念、意识形态传声筒的尴尬局面。这看起来似乎是对自我的某种程度的极端维护，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则是对自我的瓦解。零度写作的概念力图清除的就是在文本语言中杂糅进的各种文本不相干扰，从而使文本成为一个干干净净的语言符号组合物，作为一种“毫不动心的写作”⑥模式。这给了文本中的语言以最大限度的丰富与可能，但也瓦解了作者本人作为一个万能的上帝一样指点文本的权力，这种力度越大，被清理掉的内容越发“玉石俱焚”。零度写作的确从创作中第一次指出了语言的“符号化”的极限所在，也将作家的“自我意识”的极限归入和语言毫不相关的杂念之中。从这个角度而言，“罗兰·巴特成功地颠覆了作者的主体性地位，否定了外部世界(种族、历史)及作者对作品的决定作用，切断了作品与外在世界、作者之间的联系，使作品完全成了独立自足的字词句嬉戏的语言场所”⑦。但是，很显然，巴特对于作家身份的追问并未止步于绝对写作的环节，在后结构主义时代，“作者之死”的口号才使得理论走到了一个顶峰。根据罗兰·巴特的说法，“为了使写作有理想的未来，就必须颠覆写作的神话：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之死为代价”⑧，作者之死是读者介入文本的开始，也是文学创作的真正起点。无限趋近零度写作之后的文本，单纯地成为能指的堆砌物，它所能达到的最大作用就是把意义交付给读者自身。在这样的文本环境中，读者和作者事实上获得了一种双重的解放，但是这也就导致了“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的局面出现。在之后的罗兰·巴特所推出的小册子《文之悦》中，他更是公然宣称“文张扬能指，所指在隐退”⑨，能指的扩张和所指的消隐，符号赋予了多重可能，读者的多样性张扬和作者的沉默写作也就意味着之前长期存在的一以贯之个人主体在文本中走向了碎片化和不定化的道路。 在后结构主义时代，主体的自我消解模式在福柯的“人之死”理论逻辑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作家之死”在罗兰·巴特笔下强调的是叙述主体的消解，将对文本的理解权力更多下放到受众之中。而“人之死”引发的是后结构主义思潮对自我的最后一击。在“人之死”的理论亮相之前，福柯依旧是依托于语言学的转向，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家”⑩，直接将语言放置于哲学的核心地位。从长远的意义上来看，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带动福柯引入了新的概念“知识型”，这一概念作为话语实践陈述形成的一个建构模型，具有统括全局的作用。它“不只是表现在某一具有科学性的地位和科学目的的学科中，我们在司法文件中，在文学语言中，在哲学思考中，在政治性的决策中，在日常话题中，在意见中，同样可发现这一实践在起作用”(11)。围绕这样一个建构模型，不难看出在福柯的立场下个人主体事实上是被话语的逻辑所裹挟的，主体是话语的执行者而非话语的操控者，“语言总是先于我们而存在：它总是已经‘在位’(in place)，等着为我们指定我们在它里面的种种位置(places)”(12)。福柯的“人”概念是与他的话语理论实践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人”的概念上集中了近代知识的进程，只有到了十八世纪之后，“人”这个概念才成为文学、生物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成为所谓的知识客体、认识的主体和人文学科的中心。而一旦新的知识不再需要人这个独立的概念，也不需要人的科学时，则“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沙地上的一张脸”。“人之死”代表了福柯对于自康德以来的现代哲学与现代思想的颠覆，与尼采所说的“上帝之死，超人将至”形成了一种时间秩序上的映照。从同样作用于自我主体建构的角度上来看，尼采在杀死上帝、打破基督教权威的同时赋予了人作为主体的权力，而在现代哲学所陷入的“人类学的沉睡”(13)大窘境下，福柯证明的是当人类找回作为主体的人的尊严与自信，试图爬上上帝的宝座时，个体的、由知识构成的概念型的人也走向了一条陌路。和尼采一样，福柯的人之死指向的也是西方意识主体的死亡，通过宣布概念人的不存在，从而宣布与人相关的知识、人文学科的瓦解。他的理论火力集中于自从普罗泰戈拉时代以来，将人作为“万物尺度”与世界中心的思维模式的错误之处，这其实带有着其后的理论家们所强调的“主体间性”理论的超前意识。所谓事物未必一定要围绕着人，处处以人为先，也只有当“人不再是世界王国的主人，人不再在存在的中心处进行统治”(14)时，人才真正得到解放。将这一理论运用到文学文本的研究中，就会发现“作者”身份的存在已经很难再经受起推敲。主体的代言形象，作为存在于传统中的“作者”已死，而在书本封皮上加以突出的“某某著”则仅仅成为了一种“名义上”的表现，作者彻底成为了一个存在的表示某种功能型的个体，而和文本的意义则远无关系。在西方文论对自我消解的过程中，“人之死”是福柯从尼采的“上帝之死”中延续下来的结论，象征的是更加深层次的对西方理性主义盛行以来绝对权威的解体与藐视。从另一个视角来看，福柯的“人之死”将自我主体意识的消解是与二战以来西方人文科学的兴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极端冷静的理性主义，呈现在更多分支学科中的知识型“人”被定义为不同的体系与系统，分化为不同的学科研究对象，而在这些分支中人的形象特点是以语言的形式加以表述的。这就是主体正在消解的表征，也是“人之死”的事实征兆。 “写作成为了一种游戏”这一宗旨贯穿了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全部过程，文学也在这一宗旨中实践了西方理论从自我张扬走向自我消解的真正转型。这种“游戏”的意义指向了至少两个层面，其一，写作者和阅读者不再具有宏观的身份标志，而是开始搬弄大批量堆砌的能指，如工匠一般添砖加瓦；其二，作品本身也不再具有宏大的意义价值，而是可以看成是一种能指堆积的文本。这里，主体貌似极度膨胀，实则自我主体消解在现实享乐、感官愉悦等其他不定的感性之中。以罗兰·巴特为例，在他看来“人们之所以写作，是因为说到底人们喜欢写作，此事带来愉悦。因此人们最终是处于一种享乐的动机才写作的……”(15)游戏和游戏所带来的愉悦感成为结构主义理论兴起以来创作意图的最终旨归。还是以贯穿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两个时期的罗兰·巴特为例，在他晚年的作品《文之悦》中更多是在谈论欲望，谈论身体，“经种种群体语言的同居，交臂叠股，主体遂达到极乐(bliss)之境”(16)，愉悦中的主体既是作者也是读者，二者是一个重叠的关系，作者所做的工作是把语言堆放起来，而读者随心进行解读。语言的游戏成为罗兰·巴特达到愉悦境界的重要因素，也是罗兰·巴特理论的精髓所在。因此，根据罗兰·巴特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观念，所有的自我主体最终消解并且走向了身体的一种感官，古希腊罗马时期以来所强调的个人主体，在符号与游戏的规则下，变成了感觉的快感和痛感。在走向感觉主义的理论之路上，人的主体位置也就随之消隐、淡化最终走向了一片虚无。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试图通过对文学文本结构自身的自足、自主特性来代替以往文学理论对人的主体特性的强调，在力图达到纯粹的结构化与系统化的过程中，对主体绝对淡化，对自我意识进行一种有意为之的瓦解。这种思潮将注意力集中于“文学的本质是以文学各种要素之间的结构为基础”的论断。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主体消解的不遗余力的进攻下，结构主义和它的继承者们却忽视了作为意义中介的主体在结构之外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因为这种视角中对个人主体的回避始终无法逃掉这样一个怪圈，即必须通过个人主体的表达而成就结构上的真实。正如乔纳森·卡勒所指出的那样，“虽然结构主义总要寻找事件背后的系统和具体行为背后的程式起源，它却无论如何也离不开具体的主体。主体可能不再是意义的起源，但是意义却必须通过它”(17)。 事实上，在“绝对淡化”主体之后，自我意识以一种极端化的形式开展书写。结构主义确实拆解掉了宏大叙事和个体“人”的形象，但是之后的书写却证实了创作可以成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绝对个人主义行为，身体语言的表达更是成为了一种个人欲望的展露。以先锋派为例，罗兰·巴特在195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颇有顾虑地提出对先锋派发展的不安，“对艺术家来说，非常可能的是，先锋派常常是解决一个特定历史矛盾的手段：这是本性暴露的资产阶级的矛盾，除了以一种针对自身的暴力反抗的形式，资产阶级不再能夸耀它原初的普遍性”(18)，先锋派表达出的以自我为中心进行的创作模式，是对资产阶级美学普遍性的巨大挑战，它的创作形式消解了概念中的创作主体，而新主体的确立则更加零散化、碎片化。淡化主体后，主体就像一个难以被破坏的幽灵，依然可以并以更加极端更加随意或者说游戏的方式无时不刻发挥其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