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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人类学和语言学的另一个研究领域,就是语言和基因演变的相关性。我们在第一节已经说过,自从Cavalli-Sforza开创这一领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在蓬勃发展。笔者曾和兰州大学遗传医学中心的研究者们合作(徐丹等2012),研究了东乡语和东乡人的情况。结果表明,东乡语的少数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词汇,不是东乡语的借词,而应是该语言的底层,即东乡人祖语的遗留。兰州遗传医学中心的研究者们通过实验告诉我们东乡人的祖先主体由中亚族群组成,约占83%左右,蒙古族占0.08%,汉族占0.05%,藏族占的比例约0.02%。如果我们观察一下东乡语各种来源的词汇比例,我们就会发现一种根本的变化,即这些中亚族群的语言彻底被蒙古语(中古蒙古语)替换了,在这个基础上,汉语是近代加上去的一个层面。这些不同时期加上去的词汇特征反映了语言接触的历时变化,就像地质学家考察地层各个层面,就能测出各个地层形成的时代是一个道理。徐丹等(2012)已经指出,东乡语的现有词汇主体是蒙古语,约占60%,汉语约占35%,波斯语、阿拉伯语、突厥语词汇约占5.54%,可以说这些人群的祖语几乎荡然无存,藏语词汇和藏人的基因比例都微不足道。请看下面的图示:  我们对比两个数据可以看到,东乡人的祖先群体在形成初期(14世纪左右)彻底转用了中古蒙古语,这与当时的历史事件紧密相连,请参看马志勇(1983,2009)、马虎成(1992,1993)、刘迎胜(2003)、周伟洲(2004)等文献。13世纪成吉思汗一度成为中亚、东亚北部的主宰,他带回大批的壮丁、工匠,其后代至今还留存在西北民间。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族群,各自操着不同的语言、方言、土语。当时波斯在1365年和1372年进行过两次大的人口普查和语言普查(Amani 2005;Bahǎr 2005),他们多语并存的状况从侧面佐证了来华的族群也应是这种多语并存兼使用通用语的状况(徐丹2014)。东乡人的祖先也应是这一时期来到东乡的。他们今天的许多地名都是中亚地区的地名(马志勇1983;徐丹2014)。汉语词汇的大批进入应该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假设东乡语大约形成于14世纪初期,那么700年的时间足够使一个群体或几个合并为一的群体的语言彻底丧失。由于突发的事件(如战争战败,天灾出逃而被迫移民等),一种语言不到100年的时间就可以被替换,如东乡语的形成就是个例子。马志勇(1983:40)、马虎成(1993:61)都曾经指出,东乡语的基本词汇和语言结构“基本上是十二、十三世纪蒙古语形式”;“现代东乡语与《蒙古秘史》中使用的蒙古语更为相似,这表明中亚撒尔塔人④使用的是十四世纪以前的蒙古语,以后没有与周围的蒙古族发生过关系”。又时隔600多年,一个在另一个语言的基础上发展变化出来的新的语言又开始被别的语言影响,汉语词汇的大批借人就是第二个大的冲击。但根据刘照雄(1981)、包萨仁(2006)的研究,东乡语的根基还没有被动摇。据笔者的研究,唐汪话受东乡语影响,虽然东乡语的借词在唐汪话生活用语中比例很小(不到2%,如果算上寺院传教用语,比例应比这个大),但东乡语的许多构词方式、句法形式却深深地植入了唐汪话,使其开始发生质的变化。我们由此看到,一个群体祖先的遗传成分与语言变化的速度不呈比例关系,一个语言词汇借用的比例与一个语言的变化深度也不呈比例关系,需要对每一个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