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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的数据很容易量化,他们更偏好非零即一的统计建立模型,而语言学很难如是操作,因为语言学在各个层面上都呈现连续统或渐变链。生物学是一门实验科学,语言学也很类似,但语言学很难做到排除一切干扰因素做纯而又纯的实验(除了语音实验),如词汇、句法等都同时要兼顾许多因素,因为排除语义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句法是不存在的。所以语言学的研究很多时候甚至是经验式的。这些因素使得生物学家和语言学家研究不能采取同样的策略,比如基因采样时样本的代表性就很重要,以免结论不可靠。但是语言研究,不可能是绝对纯的,尤其是做语言接触研究,混杂的语言区域正是语言学家的兴趣所在,而对遗传学者来说,隔离人群往往可遇而不可求。 生物学家需要采样、整理样本,语言学家需要录音、整理材料。取什么类型人群的样本能说明问题,找什么样的发音人才有代表性,这都是两个学科时刻面对的问题。采样和找发音人都出自一个道理,即搜集最具典型性的个体。因为我们不可能采所有人的样,不可能录所有人的音。一是经济上不允许,二是没有这个必要。那么多少个体才能代表一个群体?根据统计学的经验,生物学家最低限度需要采集30个个体,就可以代表一个族群。那么语言应该录多少人的音,整理多少人的音系才算最佳选择呢?似乎这一问题没有太多的讨论(或者有不少,恕笔者孤陋寡闻,没有读到这些文章)。研究任何事情都需花人力、物力。如果明确在多小的范围内(即下限)基本可以满足需要的话,那将给我们省去很多不必要的花费。语言类型学有两个例子可以给人以启迪。Greenberg(1963)带领一个团队对30种语言(不包括汉语)进行了探索,分析、总结出类型学上的45条普遍规律。三十多年后,计算机科学有了飞跃性的发展,Dryer(1992)对625种语言又做了一次大规模的研究和统计,主要结果与Greenberg的完全相符不悖。那么是否可以认为语言类型学上最低限度30个样本也可以做出可靠的结论?当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多多益善,这是大数定理。但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而我们的研究更常处于这种不理想的状态),如果我们能在语言学每一层级的范围内制定出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最小基数,那对我们的研究将会事半功倍。 为什么语言学需要生物学呢?这是匿名审稿人等不少人提出的疑问。上面已经讲过,由于遗传学、生物学研究对象的特点(Y-染体只父子代代相传,线粒体只母女代代相传,从现代人可以追踪人类祖先)和手段上的优势(易于量化、模型化),生物学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人类迁徙、人类历史发展的全景图。按照语言和基因平行发展的理论,他们的研究可以作为语言谱系分类的可靠依据和参考。他们的实验结果也可以给语言学提供有力的佐证或反证。近年来许多西方学者研究的语系、超语系、原始宏语系等等都或多或少依赖生物学家提供的信息。再如我们做语言接触的研究,一些历史记载,语言证据都需要确凿的佐证,尤其是物证,而这点对语言学来讲,如果时间久远是最难做到的。遗传学由于突变率稳定、抗衰期极长、研究结果趋于客观等特点,这个领域恰恰可以为我们提供有力的证据。那么生物学需要语言学吗?回答也是肯定的。因为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可以从不同的侧面为生物学提供线索甚至佐证思路。2013年复旦大学对甘肃省文县铁楼乡的白马人进行了测试。白马人的Y-染色体的单倍群主要属于D类型,于大约5万年前进入亚洲,是东亚最古老的人群。藏族人的主要遗传类型也为单倍群D,但也有其他成分。为了弄清白马人和藏人的遗传关系,生物学工作者走访了语言学家。语言学提供的证据与人群遗传结构分析的结果完全吻合,即白马人与藏人最近,但不同于藏人。由于人的语言对识别一个群体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生物学家需要通过语言学家对现代人语言的识别和分类提供的线索,去证实或证伪他们的假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