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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子人类学和语言学 分子人类学(molecular anthropology)是分子生物学和人类学的交叉学科。人类学是一个庞大的、包括众多学科的领域。分子人类学是近30年发展出来的新兴学科。它一出现就迅速发展,带动了许多相关学科,语言学就是其中一例。有新思维,才会有新方法。分子人类学家在研究人类起源的同时也注意到语言演变与生物的遗传演变有着类同的关系。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对现代人群的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进行了大面积的调查,他们根据Y染色体分化的类别把人类定为20个主干单倍群。一些分子人类学家开始关注语言学和考古学,利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佐证自己的假设和论断。英国的生物学家达尔文早在1859年就已断言:“如果我们拥有一个完好的人类谱系,那么人类种族的谱系分布就可以为目前世界上各种语言提供最好的分类。如果所有灭绝的语言,所有处于中间状态、正在渐变的方言也包括进去的话,我想这种分类才是唯一可行的。”①(Darwin 1859:第13章) 达尔文的著作发表两年后,德国语言学家施莱赫尔发表了他的不朽著作(Schleicher 2009[1861])。他似乎在达尔文未发表其旷世之作之前也想到了用生物学的原理对语言进行谱系分类。他认为语言也是有机体,有生、有死。这也许是语言学家第一次利用生命科学的例子。但后来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没有真正发展起来。直到分子人类学产生后,研究者又重新实践达尔文的预测。Cavalli-Sforza是这个领域的创始人。从1980年代起,他就呼吁基因研究应当和语言学、考古学结合起来。请看他画的语言和基因对比的树形图(见下页图1)。 图1中左栏为民族(基因),右栏为语言,描绘的是两棵系统发生树。其结果表明,遗传谱系和语言分类大致是平行演化的关系。不甚完美的是极少数,而且必有其历史、地理、文化等原因。生物学者已经发表多篇论文证明,从全球范围来讲,绝大部分地区的语言和基因是匹配的。从图1我们也可以看到生物科学和语言学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实际上也可以叫做差距:遗传谱系的枝杈比语言学层次丰富,结构分明,各组的距离也一目了然。而语言学的分类或系统发生树还嫌粗糙。这是因为语言学的研究有其困难之处,在某些研究手段上也不占优势。后来许多学者的研究,如Renfrew(2000)、Bellwood(2001)、Dediu和Ladd(2007)、Atkinson等(2008)、李辉(2008)、Bowern(2011)、Forster和Renfrew(2011)、Atkinson(2011)、Cysouw等(2012)、Burlak(2013)、Diamond和Bellwood(2013)等将语言学和生物学这两个学科与考古学结合起来探索人类演变的历史。他们比语言学家大胆、乐观,充分利用语言学家提供的统计材料,提出基因和语言平行演变的证据。王士元很早就开始了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他在分子人类学发展初期就曾和Cavalli-Sforza联手工作过(Cavalli-Sforza and Wang 1986)。王士元(Wang 2000)通过赵桐茂等(1991)对中华民族起源的研究已经注意到,“跟一个汉族群体有着密切关系的往往并不是汉人,而是某个其他少数民族的群体”。潘悟云(2006)也曾与复旦大学的金力教授合作过。他们的研究在汉语研究方面开启了两个学科联合研究的序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