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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评，古已有之 评点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阅读方式。单独的“评”和“点”都出现得很早：孔子就评过《诗三百》。汉末祢衡《鹦鹉赋序》说他作赋，“笔不停缀，文不加点”。点就是点灭其字，修改的意思，不是现在的加标点。既有评又有点的阅读方式是从宋代才有的。评点和注疏相比，阅读者的主体性地位大为提高，汉人注经，是转述经旨，着力在把圣人的意思说明白，注者匍匐于经典的权威之下。唐人的义疏有个原则，“疏不破注”，屈伏在汉儒的脚下，自己的思想得不到充分的表达。到了宋人手里，踢倒汉唐，大胆疑经，注重读者的会心自得。洪咨夔《易斋诗稿跋》云：“诗无定鹄，会心是的。”会心，允许读者自由发挥，大大拓展了阐释的空间。正是在新的阐释学理论的启发之下，评点这种自由灵活的批评形式才得以出现。 评点的流行，与刻本的出现有紧密的关系。唐以前的抄本、写本，即使有评点，也是孤立的、私人的现象，不便于传播和流行。至宋元，刻本盛行后，名人评点得到出版家的青睐，评点借刊刻得到广泛的传播。如刘辰翁南宋德佑元年（1275）批点《韦苏州集》，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由康绍宗刊刻行世；他批评杜甫、李贺、王安石诗集，都是去世后刊刻的，很快就成为畅销书。 到了明代万历时期，浙江吴兴的闵齐汲和凌濛初两大家族把“评点”和“套印”结合起来，风火互助，相得益彰，推出了大量的“评林”和套印本，是明代后期的文化盛事。《史记评林》《汉书评林》等“评林”系列，就是今天所说的“汇评”。吴兴闵、凌，可谓是“汇评”之祖。套印本一般为朱墨二色，经传用墨，批评以朱，非常醒目；多家批点，就用不同颜色标识，有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如凌云五色套印本《刘子文心雕龙》。当时这些汇评行销全国，天下无不知有凌氏书。陈继儒《史记钞序》说：“吴兴朱评书籍出，无问贫富好丑，垂涎购之。” 吴兴套印本在明末毁于兵燹，清代就不大流行套印本了，虽然晚清的时候出现过一些套印本，如黎简批点李贺诗、黄培芳批点《唐贤三昧集》等，但总体上说套印已不盛行，这跟出版家的财力有关系，套印程序复杂，费工费钱；但更主要的是学风的变化，理学家认为对儒经加以评点，轻佻狂妄，非先儒训诂之法，实学家认为考据才是学问，评点信马由缰，算不得什么。所以评点虽然还未完全消失，但已是不绝如缕了。主要的用武之地是指导年轻人写八股文、试律诗，所以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评点被胡适、鲁迅等人视为八股文话头，通通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演绎式的文学批评，理论先行，往往讲得头头是道，其实离文本越来越远。 评点是不能脱离文本的批评方式，有些评点看似三言两语，实际上是一言中的；有些评点近乎文本细读，如清初吴淇的《六朝选诗定论》，对诗歌分析之细致透辟，今人也难以企及。可惜，评点这种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方式在现代学术范式里被排斥，受冷落，这是我们今天年轻人文本解读能力薄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少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评点”这种中国式的文学批评，下过大工夫整理评点文献。起先是小说戏曲的汇评本，如张友鹤《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刘辉《会评会校金瓶梅》、李汉秋《儒林外史汇校汇评》，四大名著都有汇评本。诗集的汇评本，李庆甲的《瀛奎律髓》、詹锳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堪称典范。我做《世说新语汇校汇注汇评》，就是学着詹锳先生的方法，尽量掌握《世说新语》的版本，尽可能地搜集相关文献资料，想为“世说学”打下文献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