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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调查先从已经获得的语料中获取常见到的使用“华语”或“汉语”的句法组合，然后分成两类。一是看“华语”和“汉语”分别作定语（极少数可以看作是状语，如“华语演出”中就有“用华语演出”）的情况（见下页表一，其中的“～”分别代替相应栏目中的“华语”或“汉语），一类是“华语”和“汉语”作宾语的情况（见下页表二，“～”代表前面相应的动词。  （1）在调查的48 个以“华语”或“汉语”为修饰成分的偏正结构中，“华语”的使用明显占优势。其中，“华语”使用量高于“汉语”的为36 个，低于“汉语”的为10 个；华语占压倒优势的31 个（其中“汉语”为0 的12 个，为个位数的7 个；“汉语”使用量占压倒优势的9 个，“华语”为个位数的1 个。“华语”和“汉语”的选择上，有一个明显的规律是，跟文化，尤其是流行文化有关的组合倾向于选择“华语”，而倾向于选择“汉语”的则基本上跟汉语学习有关。 （2）在定语的位置上，“华语”多于汉语；在宾语的位置上，“汉语”多于“华语”。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导致这种分布的确切原因。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语言发展中内因和外因的交错。我们上面已经从社会的角度分析了社会对“华语”的历史和发展的影响。按照“矛盾论”的观点，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那么，“华语”的复兴一定也有内因在起作用。 问题是，它的内因是什么？我们认为，其根本原因是语言形式与交际需要的矛盾，即，语言作为一个动态的系统，其要素也在为适应交际的需要而发生变化。既然“汉语”这个名称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就必须有一个替补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一个传统上已经存在的，在海外华人社会中广泛使用的“华语”应该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再换一个角度看。汉语在走向世界的同时，因为受社会、文化、历史等影响，不同的社区必然会出现变异形式；同时，语言诸要素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在不同地区（社区）、时间的发展速度不一样，这样也会导致语言使用上的差异。语言同义形式存在的本身就在于其差异性。语言符号的同一性和示差性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如果没有同一性和示差性的矛盾，“华语”将只是“汉语”或“汉语普通话”的又一表达方式。而事实是，“华语”一词在进入我们的语言系统以后，就和“汉语”展开了竞争。语言的竞争实质上是使用者的竞争。从上面的调查中可以看出，这种竞争是从年轻一代开始的。目前，“华语”和“汉语”在定语位置上的竞争已趋白热化。从表面看，“华语”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因为从语言总是属于年轻一代的角度看，“华语”已经大占优势；但从另一个角度，即语言惯性的角度看，这个情况还将继续下去。“汉语学习”等相关组合中“汉语”占绝对优势的现象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另一个要考虑的问题为什么竞争从定语开始。在“华语”取代“汉语”的过程是逐步进行的。“华语”作为一个区别性粘合定语，在交际中就是要凸现差异。使用“华语～”的群体应当以“时尚族”居多。不需要改变中心词语，只要改变它的修饰成分，就能标识自己的群体身份，何乐而不为？从语言的角度看，“华语”目前尚未有精确的概念，用作定语表示“具有某种属性的”，也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华语”的这种用法可能还跟“国语”在中国大陆的“复活”有关。如前所说，国语只是普通话的旧称。然而，就在我们不停地在抱怨“东南风”、抱怨粤语北上的时候，“国语”一词也回到了中国大陆。它在“～歌曲、～电视剧”等中复活了。“国语”的复活显然是为了和“粤语~”相对。但是这种区分是很受限制的，它显然不能为中国以外的华人社会所接受，这种情况下“华语”乘虚而入也就不奇怪了。5至于作宾语不用“华语”用“汉语”也可能与语法结构没有关系，因为表二的现象可能和表一中“汉语”占优势的情况一致，即二者都跟语言学习和使用有关，后者只是前者现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我们在调查中把二者区分开，是因为原始语料中发现作宾语用“汉语”，作定语用“华语”。当然，也许真的有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语法上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