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 回到京都，痛感对韩国旧书店全无了解，继续补课。十年前冲田信悦曾出版过一册《殖民地时代的古本屋们——桦太、朝鲜、台湾、满洲、中华民国，空白的庶民史》（寿郎社，2007年），根据《日本古书通信》《全国主要都市古本店分布集成》《东京都古书籍上野协同组合机关志》等资料考察、还原当年韩国旧书店的分布情况。冲田也是旧书店主人，因此利用的资料都是从业者比较容易获得的同行名册、会志，很是难得，的确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有开拓之功，所列店名及当时地图也方便按图索骥。但较少利用同时期访书学人留下的记录，难免遗憾。 河东镐的《韩国古书籍商变迁略考》一篇细节更为丰富，遂请李同学口译，我记录大略。似不曾有人翻译，故不揣冒昧，简单介绍如下。 文章由高丽时期汉籍输入谈起，讲到朝鲜后期两班衰落，贩卖家中藏书，逐渐有了专门卖书的中介。19世纪后期，贷本屋流行，很多商家主业是经营纸张，副业才是借书、卖书。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朝鲜高宗离宫附近的观水洞一带聚集了一些清国商人，形成了商业街，也会引进一些北京、上海发行的新书。日俄战争之后，忠武路出现了两家日本书店：日韩书房与大阪屋。渐渐也出现了韩国人经营的书店，譬如高济弘的“高济弘书肆”，也就是汇东书馆的前身，主营教科书、西洋普及读物与汉籍。此外还有翰南书林（白斗镛）、大昌书馆（玄丙周、玄公廉）、新旧书林（池松旭）、新明书林（金在羲）、广益书馆（高敬相）等等，约三十家。在法国东方学者莫里斯・古恒（Maurice Courant）的回忆中，旧书店主要集中在钟阁至南大门一带，贷本屋主人不少是败落的两班子弟，虽然这门生意盈利微薄，但好歹还保留了一点读书人的气息。但贷本屋目录上的书籍大多不全，因为很多人借去了就不再归还（莫里斯・古恒《朝鲜文化史序说》）。 日本吞并朝鲜后，不少日本书商入驻京城，忠武路一带有日韩书房、大阪屋、丸善第一书房，大半经营教科书、启蒙书、实用书，专营汉籍的古书店越来越少，值得一提的有翰南书林与汇东书馆。汇东书馆初代主人高弘济去世后，其子高裕相继承书店，出版与销售并重，兼营文具，出版了李海朝翻译的《华盛顿传》，是韩国近代首屈一指的畅销书。还出版了大量古代小说、古代传奇、医学书、技术书，当中最广为人知的是池锡永的《字典释要》，初版五千册，再版二十余次，印数高达十万册。日本殖民后期，对出版界管制、审查十分苛刻，汇东书馆也因此走向衰败，大约在1950年代中期停止营业。 日本投降后，很多急忙撤离的日本学者来不及带走藏书，古书街一时书籍充盈，战争年代萧条的古书街又呈复苏气象。但好景不长，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书籍再度流散，只有南方釜山国际市场、大邱有几处旧书店。大量书籍被搬到造纸厂，化为纸浆。待到1953年战争结束，左倾书籍全部遭到封禁，但旧书店又有复苏之态，据说一时街中尽是推着小板车出来卖书的商贩。然而时移世易，殖民时代的历史负面遗产被全面否定，老一辈学者相继凋零，加上战后及1970年代以来的废止汉字政策，都对古书业界造成很大冲击。除了少数研究者之外，能读懂汉文并消费古籍的群体几乎不复存在。 河东镐云，日本殖民时期，京城最有名的藏书家是藤塚邻（1879-1948）、崔南善（六堂，1890-1957）、今西龙（1875-1932）。前文已讲过今西藏书的去向，另外两位情况如何？1926年至1940年间，藤塚也在京城帝大工作，担任支那哲学讲座教授。2006年，其子藤塚明直将藏书大部分寄赠韩国果川文化院，哈佛燕京图书馆等机构亦有其部分藏书。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崔南善长女被杀，长子死去，三子失踪，其藏书也遭遇战火，化为灰烬。南逃途中，崔南善仍不忘搜书。战争结束后，次子崔汉雄为宽慰父亲，多方筹资，到汉城各处搜集图书。数年后，六堂去世，部分新聚的藏书又再次流入市场。然而朝鲜战争之后的汉城古书店存续艰难，因为市场上书籍枯竭、读书群体锐减、经济状况糟糕。李同学译完此篇，也叹惋良多：“你看，当年已经如此。” 另外，还找到一篇关于李谦鲁的访谈，是2000年时任韩国岭南大学美术史教授的俞弘濬（后转任明知大学，又曾担任文化财厅长）采写，于了解通文馆历史大有帮助。看访谈上通文馆的内景，与我前日所见没有太大差别。有一段很令人动容： “一天我去裳岩山房拜访，老人用眼睛向我打过招呼后，翻阅着折叠的书页，不经意地说，经我照料过的古籍，它们现在正在照顾我老年的人生呵。” 此行真正见到的古书店虽然只有通文馆一家，但引起了我无限的兴趣。1925年秋冬，徐森玉到东京参加东亚佛教大会，归途路过汉城，在冷摊购得朝鲜铜活字本《韦苏州集》，赠予傅增湘。此书不久被卖出，归今西龙所有。又为东京村口书店所得，售与小汀利得，最后来到东京大学文学部中文图书室。徐森玉当年逛过的“冷摊”，是否也在仁寺洞附近？或者在忠武路、明洞？我所窥见的知识与风景，必然只是极小的一隅，也会有不少误解。但与书籍、书店、研究对象的邂逅，却很值得珍惜，因为它们还会将我引至更纵深的所在。一向感慨，我们对于邻国的态度，出发点总在“寻找相同”，即从我国的历史文化出发，寻找邻国与之相同或相近的部分。对日本如此，对韩国更是如此。很想在“寻找相同”的过程中更多地“发现不同”，也是我再访韩国的动力。 2017年12月22日 【附记：感谢韩国延世大学丁晨楠女史惠赐河东镐《近代书志考类丛》一书扫描件，并感谢同门李ハンキョル先生不厌其烦介绍、翻译本文所用的韩文资料，激发我学习韩国历史与文化的兴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