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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之前因为考察傅增湘所藏朝鲜活字本《韦苏州集》在中日韩三国之间的流传，注意到日本朝鲜史学者今西龙的藏书，发现他收藏有许多朝鲜本。今西所著《高丽及李朝史研究》中有《藏书手记》一篇，记录书籍来历，为我们提供了不少韩国古书店的线索。粗略整理今西年谱，发现他早年去韩国，并没有特别活跃的购书活动，留下的多半是借书、抄书的记录。如《新增东国舆地胜览》条： 明治三十九年（1906）令写字生岸本夫子抄写内阁藏本之中宗王代刊本，约定一枚纸二十五钱。实际花费去九十九元九十五钱。当时余甚贫乏，思之凄然。 按明治初年大学、图书馆等机构有专门抄写公文的职员，名曰写字生。明治三十一年（1898）《贵族院要览》有“写字生规则”（明治廿三年十月廿五日），凡五条，曰各科如需写字生，应往庶务科汇报。写字生按日结算工资，有四等，分别为三十五钱、三十钱、二十五钱、二十钱。 如《己丑事迹》条： 不分卷一本，钞（广史三集所收）。据广史本转钞。妻マサ鈔此。明治四十五年（1912）七月十五日。与原本校了。 又如1914年，四十岁的今西在咸镜北道稳城郡发现《北关志》刊本的一册零本，借阅，带回京城转钞。 1917年，今西升任京大助教授，游咸镜南道咸州郡，遇到友人姜大衡，称本地某旧家藏有旧志，遂托其借观誊抄。翻检《藏书手记》及天理大学今西文库目录，不难知今西所关心者多在历史地理方面。而《藏书手记》中在汉城的购书记录，多半集中在1927年至1932年之间，知其收购朝鲜本的主要时期当在1926年兼任京城帝国大学教授之后。而京城大学的日本人教授的确是古书消费的主要群体，购买力强大。据河东镐介绍，日帝统治时期，书商向京城大学的日本教授卖书，某汉籍要价二元，教授认为此书价值当在七元，而付款时竟给了二十元（河东镐《韩国古书籍商变迁略考》，收入《近代书志考类丛》，塔出版社，1987年）。 《藏书手记》中出现最多的京城书商之名，当属华山书林李圣仪，今西通过李氏购买了旧抄本《乙丙日记》（1929）、《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1929）、成佛寺本《寒山诗》（1930）等等。之外也常向翰南书林、朴凤秀、朴骏和、郑晃震等人购书。翰南书林位于钟路区宽勋洞18番，大约在1900年前后开业，专营古籍。主人白斗镛（号心斋）中人阶层出身，原为画员，后经营古书店，是汉城旧书业界的名家。翰南书林拥有许多旧版木，近代以来仍以旧版木印行了不少书籍，即所谓翰南书林本。有《千字文》《童子必习》《启蒙篇谚解》等童蒙类书籍，有《四礼撮要》《丧祭礼抄》等礼学书籍，也有《九云梦》之类流行小说，市场很大。白氏也编纂了不少资料集，与前间恭作、三木荣等日本学者往来甚多，东洋文库的许多朝鲜本就是从翰南书林购入。1935年前后，白氏去世。1938年4月，日本颁布《国家总动员法》，对消费物资加强控制，韩国也在该法令管制之下，京城许多旧书店难以为继，纷纷倒闭。 东京韩国研究院杂志《韩》（第一卷第八号，1972年）有一则摘自《东亚日报》、《韩国日报》的新闻，记述了有关华山书林的历史与动向： 1922年，李圣仪在首尔钟路区卧龙洞开办旧书店华山书林，1965年去世。李圣仪之妻申英姙女史（首尔钟路区卧龙洞七三），6月9日将8713册古书寄赠高丽大学校图书馆（内有贵重本724册，古文书857册，书画96种）。当中有《洪武正韵译训》（世宗命成三问、申叔舟据《洪武正韵》编纂而成，原为十六卷、八册，阙第一卷第一册。宝物470号）、《朝天记》（宣祖八年，许筠之兄许篈游中国燕京之后，归来亲笔所书纪行文，原为玩堂金正喜保管，后为李氏所有），《东洋古活字册标本书目标本帖》四册（李氏所著。以年代为序，收集癸未字【太宗三年】以来各种活字本及木活字本标本）。 华山书林的精华部分留在了高丽大学图书馆，但还有很大一部分被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收购，其中有金属活字本422种，木活字本176种，陶活字本4种，可以对李氏当年的收藏规模略作想象。 1956年2月，吉川幸次郎以研究费购入今西龙旧藏中与中国文史相关的172部书籍（凡4336册），寄赠京大文学部，即今西文库。而今西龙旧藏中与朝鲜史相关诸种文献则由其子今西春秋售予天理大学，共667件（馆藏印记显示收入图书馆的时间在1962年至1965年之间。东京雄松堂书店于1975至1976年间将其中重要部分制作成胶卷）。据韩国国文学学者金东旭介绍，今西藏书出售之际，韩国业界也曾收到目录，要价八百万。而天理大学给出一千两百万的高价，成功收得今西藏书，韩国业界唯有叹息而已。而当时也是天理教二代真柱（教主）中山正善锐意收书、天理教经济状况很好的时代，如此豪举，在1967年中山正善去世之后，则再难重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