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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基点研究 如上所述，大规模社会转型以来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研究处于不温不热的境遇，这体现在理论建构中就是体系性研究成果凤毛麟角，范畴或命题研究虽间或有之但系统性深入尚待努力，问题性阐发的文章不少但缺乏理论体系支持，多属零散之作。而在研究状况上，类似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式语境当然谈不上，研究中的对话与争论也很少见。在理论与实践的转换关系上，缺乏相互关联的紧密性及灵活有效的转换机制，常止于理论对号与表面化的实践验证，有力度的理论提升及创新和鞭辟入里的实践剖析以及实践引导成果尚不多见。 不过尽管如此，新时期以来有理论价值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工作仍在推进，这一推进集中体现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基点研究。这一基点的核心问题，即如何理解与处理马克思主义文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这一关系问题之所以会在198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成为重心，概括地说主要是因为：其一，历史地看，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文艺学研究者，是为了革命目的而传播与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而且他们是通过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接受才进而传播与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哲学根基——辩证唯物论，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最初被奠定的理论基础；其二，在前几十年中被不断强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政治功能，总是从辩证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获得理论阐发与坚持，并因此形成其理论形态；其三，在“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政治论时代，文学理论的极端政治论的强行实施鲜明地打着辩证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旗号；其四，由于上述三点原因，马克思主义文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成为一个不断地产生问题但又一直未予深入思考并有力解决的问题，对这一问题淡化、回避、不多谈，一段时间里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的普遍性态度，这更导致了这一问题的复杂化。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众多问题，从历史到当下，又都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这便使马克思主义文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成为一个重大的、活跃的母题。近年来，文学理论界开始直面这一重要问题并就此展开了不同程度的思考。下面，就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求解情况作以概述。 (一)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哲学关系思考的体系性实质 马克思主义文论经过几代学者的上百年建构，已形成一套特色鲜明的理论命题、理论范畴及阐发这类命题与范畴的理论话语。当下，文学理论虽正在进行多元建构，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那套命题、范畴及话语，仍在很大程度上为各方面建构所共享与共用。于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便不断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建构及其共享共用中，以一种随时在场的困扰性发挥作用，这个问题便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体系性问题。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为后人提供系统的文论文本，他们的文论研究是基于他们深厚的文学修养，或是进行于特定的文学文本批评，或是阐发于对他们来说更为迫切也更具有当时的时代重要性及理论重要性的非文论问题的论证之中，而且，即便是特定的文学文本批评，也主要不是出于文学或文论需要，而是出于他们认为更重要的其他理论需要。这种情况决定着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或文艺学的研究者与建构者们，总免不了要在马克思主义文论或文艺学的体系性问题上思考与论辩——除非他们压根不想或不懂得体系性地展开各自的思考与论辩。而当研究者与建构者们不断地与体系性问题相遇时，经典作家并没有提供系统的文论文本这一现实，就引发了后来旷日持久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体系性寻觅与确认。寻觅与确认当然不能进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各种理论文本之外，而在他们的理论文本之中，那些政治学的、经济学的、社会学的等等论述，其领域的专对性当然又与文学及文论很远，而贯穿于其中的哲学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经典作家同样没有专论性的哲学文本，但作为哲学思想，它在经典作家理论文本中的生成性、依凭性及贯通性则是可以系统地把握的。这种情况，使得不断寻觅与确认马克思主义文论或文艺学体系性的研究者或建构者们，很自然地便把探询目光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上，因此可以看到，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中融入了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与阐发。但随之而来的困难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自身的体系性是尚待阐释的因而是开放性的，而且，哲学思想体系如何在具有明显的学科领域差异性的文学及文艺学领域获得体系性转换——文学及文学的领域性规定着它们的理论建构必然要合于其领域规定性——是一个难以绕开的理论问题。这一理论难题，随着社会转型所引发的文学及文艺学的学科领域性变化，面临新的语境及理论问题的促迫。由于这类促迫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者与建构者而言，其实是落入他们研究与建构其中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体系性中的，如文学意识形态论、文学功能论、文学创作方法论、文学生产论等，它们都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被构成、提出并规定，因此，由之引发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哲学关系的思考就其实质而言便是体系性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述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世界、对于人、对于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解，以及达到这些理解的途径、方法。马克思主义文论以文学及文学历史实践为研究对象，当然离不开对于世界、人及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解，这规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基础。在如此紧密的二者关系问题上，曾历史性地出现过错位情况。错位的原因主要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化、实用化、庸俗化理解，即从马克思主义那里简单化地抽取出基本理论命题，将之与当时中国的历史实践进行简单、直接地对照，得出简单化、绝对化的结论。如坚持唯物论就是坚持革命，而不坚持唯物论就是反对革命等。由此，唯物论的认识论便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中剥离出来，被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冠名高度同时也成为革命的标牌。对辩证法的理解与强调也是这样，掌握与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被简单化为分析革命形势、坚定革命信心的方法。后来，随着革命胜利，精神敌人的革命设定已意义淡化，但这并没有淡化代表着历史进步的物质力量的人民群众，仍然在唯物论的认识论中延续着唯物即革命的地位；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包括艺术的关系，也常常被理解为直接对应的矛盾关系；在这样的理解中，很多交叉的、缓冲的、不断转换的关系，便被遮蔽起来，于是，辨证地面对矛盾的通变态度，又使辩证法成为简单化处理社会矛盾、在居安思危中不断唤起复辟警觉的基本方法。如此理解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被提升到政治哲学的至上高度，并不断用强大的政治手段予以强化。 这种情况反映在文艺学中，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抽离的唯物论的认识论就成为不容置疑的理论立场，辨证展开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成为文学理论体系建构及读解与批评文学作品的方法论根据。这里的问题在于，尽管马克思主义文论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根基，不过，根基性关系却并不是直接对照与套用的关系，更何况此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化、实用化、庸俗化理解又并不切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髓。由此，便导致在很长时间里，马克思主义文论不过是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图解。这种历史状况在当下已引起关注和不同程度的反思，于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学理论关系的思考便成为文学理论界近年来的重要思考。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这一思考中，此前读解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却较少被历史性地反思，而往往仍在简单化的意义上被坚持为各种思考的根基。 (二)认识论文论演化为审美反映论文论 各方面学者在研究中愈来愈认识到，先前所坚持的认识论文论，忽略或者压抑了文学活动的能动性。但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延续性理解，此前唯物论的认识论立场又一定要坚持，于是就有了由认识论文论向审美反映论文论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文艺学对简单化的哲学认识论的突围。在这一转变性思考中代表性的论述当属钱中文对于审美反映的创造性本质的阐发。钱中文坚持精神世界归根结底是物质世界的认识或反映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命题在文艺学领域的具体化与特征化角度，揭示哲学认识论在文学及文艺学领域的特殊形态，提出“审美反映”这一重要概念，并以此代替被简单化地套入文艺学的哲学认识论或反映论。他认为，审美反映论是对生活从审美角度所作的特征性发现、选择与提炼，同时，也是审美主体对于这一发现、选择与提炼的特殊的审美心理反映。这已不仅是以审美为特征的认识，而且是伴随着感情体验、想象生发、意志坚持及与之相关的综合评价。在审美反映论的基础上，钱中文又将审美反映纳入意识形态思考，指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审美意识”。针对学界对审美意识形态的“审美加意识形态”质疑，他阐释说：“提出审美意识形态说，试图从发生学、人类学的观点，揭示文学的原生点及其在历史发展生成中的自然形态；讨论人类审美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地生成口头语言形式的审美意识形式——前文学，遂后融入蕴涵了文化精神的语言文字结构，进而历史地生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③。显然，这是旨在为文学的审美反映确认一个历史综合的通达视野，并进一步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精神活动是物质活动的能动反映这一理论基点。在审美与意识形态的融通中，钱中文强调了三个要点：即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文学的审美反映是融合着人的生存整体的综合反映，以及这一反映乃是随着社会演进而展开的历史反映。由此，钱中文用审美反映论通融了此前简单化的认识论，使文学活动的主观能动性在其审美特征中获得理论的合法性。 类似观点，在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也被提出并阐释。这部教材认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或反映论从根本上确定了文学是生活反映这一理论基点。该教程在哲学认识论的根本性与文学审美的特殊性之间，探寻调和、通融的路径。教程对文学反映的特殊性，即“艺术地掌握”世界，提出“把文学艺术看成是‘审美意识形态’意味着文学艺术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变体，它既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又具有审美的性质，是两者的有机结合”。④由此，审美意识形态便在文学认识论与文学特征论之间，获得理论属性，其实这也是钱中文提出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初衷。在该教程中，审美意识形态的提法是基于对意识形态的一种理解，即意识形态只有在各种表现中才会现实地存在，正是这各种表现使意识形态可以区分为哲学意识的意识形态、政治意识的意识形态、审美意识的意识形态，文学在审美意识中获得自己的意识形态属性。 董学文则对审美意识形态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见于文学的本质属性，这一属性规定着文学的思想价值、精神价值与社会价值。审美意识形态的说法，对意识形态内涵作了十分笼统的理解，由此形成文化哲学基础上而非唯物史观基础上的意识形态话语。这种意识形态话语把通常说的意识等同于意识形态，从而使原来意义的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规定性失去了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于是，在由意识形态向着意识的概念式替代中，文学与经济基础和社会性质的关系遭遇消解。就此，董学文认为，这实际上是要不要坚持唯物史观原理，要不要在唯物史观学说基础上认识文学本质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董学文的提法就其理论实质而言，是不同意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提出者试图在认识论与审美论间求得调和、通融的做法，他坚持了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把钱中文、童庆炳等作为前提简要带过的问题即意识形态属性问题作了突出与强调。这在学术界对意识形态正进一步理解的当下，有其理论意义。 应该说，关于审美意识形态的论说及争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建构中，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说基础上发生的联系文学状况的阐发、发挥及不同理解。体系性的转化就是体系的建构，没有转化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构。前些年出现的简单化问题，主要就在于缺乏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联系实际的转化。转化亦即应用。这里的关键还是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向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转化的由普遍到特殊的问题。这正如马克思所说：“一旦它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它们也就被解释明白了”⑤。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关系结构体系的上层环节，这一点各方面学者在理解上并无二致。但文艺学地研究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需要结合文学状况进行文艺学的学科领域细化，就像对于人的哲学研究须在人的社会学研究中细化为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时代、性别、社会分工乃至家庭的研究一样，这是一个由一般向特殊的不同层次的转化问题。就文学实践层面而言，无论创作或接受，意识形态都具体化或特殊化为不同的创作意识与接受意识，意识形态的意识化，是由哲学向文艺学、理论向实践转化的必由途径。当然，意识形态的意识化与意识的意识形态化不是一回事。意识有意识形态的、反意识形态的及非意识形态的区分，把意识等同于意识形态，确实是明显的概念不清。不过，这种等同过错，在现在看到的论说及争论中，并不明显，或者说，并未见出。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更为深刻的争论与探索要点，恐怕还是在于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艺学的体系性关系，以及如何文艺学地理解哲学认识论及其与文学特征的关系。 (三)对文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根基予以开放式理解 与上述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在其文学理论中须具体化、特性化的提法有所不同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开放创新的思想体系，进而指认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只是这一思想体系大厦的基石，它上面还有不同的层次，这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生成体系，它为后继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开掘创新空间。陆贵山的研究在这方面有代表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与时俱进、开放创新的思想体系，对文学艺术问题的探讨带有明显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的性质，为全面地完整地考察文学的生产、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先进的理论工具和思想武器”⑥。这就使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与文学理论的关系，成为体与用的关系，前者是体后者为用，体本身博大精深、多元开放，用则对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循着这样的思路，陆贵山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地进行探索与开掘，宏观地提出应以恩格斯提出的“史学观点”“人学观点”和“美学观点”作为理论根据，“把文艺的本质理解为社会——历史本质、人学本质和审美本质的辩证统一”⑦。陆贵山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人学思想及美学思想的开掘中，提出一套根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艺学研究思路。 陆贵山参与了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他在总体上肯定审美意识形态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中探索文艺学的理论支点，认为这“体现了新时期以来一些文艺理论家对重构和更新文艺观念所作出的有价值的学术探索”⑧，但他又对审美意识形态论提出质疑，质疑的基本思路围绕文艺与审美及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展开。陆贵山的基本观点是文艺中包括审美但又不完全归结为审美，因此只从审美视域阐释文艺，这是审美学派的一家之言；对于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认为不妨把文学界定为特殊的意识形态而不仅是审美意识形态，这样，就可以既包括审美又不局限于审美。再者，陆贵山强调，审美是感性的而意识形态却是理性的。 (四)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学理论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学理论的关系上还有一种思路较有影响，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研究文学理论问题。如曾庆元，他在阐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时，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元方法(即哲学方法)，用以观摩人类的一切文艺活动，了解并发现文艺活动的规律，科学解释文艺现象，并能正确指导文艺实践的科学理论体系”⑨。这种提法面临的一个困难，即方法转换——哲学方法如何研究非哲学的文艺学。曾庆元注意到这个问题，为此提出两个须注意的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前者的意义是指导后者认识和把握文艺活动的规律；二是在坚持前者对于后者指导的同时，不能把哲学方法等同于文艺学方法，前者包括后者但不能代替后者。对哲学及其方法如何转化为文艺学及其方法，曾庆元没有作进一步的理论阐释。但在他接下来谈到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设与发展”这一问题中，可以看到他理解与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或重要命题，作为建构文学理论的逻辑基点，在这一基点上，运用马克思主义最初使这一基点得以生成的方法，结合实际，进行文学理论建构，再在这类思路的不同分点上，转入文学理论不同层次的理论论述。循着这一思路，他把196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建构分为三种类型，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为理论基点建构的文艺学、以“生产论”为理论基点建构的文艺学、以“掌握论”为理论基点建构的文艺学。至于这类基本命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体系性联系是什么，为什么可以单独抽出来作为文艺学理论建构的逻辑基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其他重要命题是否也可以抽出来用作文艺学的逻辑基点，以及基于一个命题便可生出一套理论是否会误入本质主义泥潭，命题之外的文学理论问题能否进入如此生成的体系中来等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思考。曾庆元未作进一步解答。 由马克思主义文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问题所引发的思考，如前所述，由于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前些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实用化理解的延续，这导致上面所评介的思考，都主要是一些补救性或纠偏性的，而且不同程度地延续着先前的简单化等倾向。2015年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由暖而热，这对上述历史延续性有所震动，甚至是有所震裂。这期间西方后现代的一些理论融入进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也被进一步转化，而更重要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特色问题引起学界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