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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闹翻了天。长明灯里的油快要燃干了。烛光一跳一跳。我讨厌这支军乐队，她们会吵醒冰棺里的姥几。 吃晚饭的时候，高音喇叭停了，铳也不响了，只剩下人们咂巴和说话的声音。加菜，添饭，喝酒碰杯，喜气洋洋的。火锅炉子冒着白气，远看像云，一朵一朵的浮着。脚鱼被迅速消灭了，人们站起来抢夹脚鱼汤煮下的白菜，筷子直打架。 屋里光线模糊。姥几的冰棺陷入昏暗，黑白遗像在蜡烛和长明灯的映照下十分醒目。他冷冷地望向地坪，鼻孔里喷出的呼吸令烛光摇曳。 男人们饭还在嘴里，就开始搭建戏台，他们越是快乐，越是吆喝，骂粗口，钉锤子敲得叮当响。高音喇叭又唱起来。我那些酒足饭饱的乡亲们，屁股调转方向，就地抢占看戏的好位置。大姑端着托盘给大家发茶水，瓜子槟榔。爷爷奶奶坐在第一排。戏子一上场，他们的嘴就张开了。在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他们已经长得像双胞胎，表情，牙齿，皱纹，以及微昂头看戏的姿势，都一模一样。 此刻，他们完全沉浸在自己家门口看戏的幸福中，我从来没见他们这么满足过。戏子一个亮相，奶奶突然开怀大笑，那张长期阴霾的脸上，顿时阳光灿烂。她雪白的牙齿，像穿透阴云的光芒——-过去她总是抿着嘴，很少说话——嘴角的酒窝此刻仍在皱纹里出没，像小兔子在草丛中跳动。人们都说我长得像奶奶，我的嘴角也有酒窝，我的牙齿又白又整齐，我也阴着脸不爱说话不爱笑。 有一段时间，总有媒人来给爸爸介绍对象，话是这么说的——小孩没妈可怜，关键是给虎虎续一个妈。爸爸一个也没答应。 有天晚上乘凉，我和爸爸坐在河堤边。爸爸问我想不想妈妈，我说不知道。爸爸说，只要心里想，有一天她会回来的。但是我不想妈妈，她很少来看我，她就像我那些一年到头碰不着面的亲戚一样，并且越来越像一个远亲。 戏没意思，什么《刘海砍樵》，《五女拜寿》，早跟爷爷奶奶看得滚瓜烂熟了。我坐不住，到处跑，那些看我们家的戏，吃我们家瓜果的小孩子，都在讨好我。我故意走到堤坡往下看，我们家灯火通明，全村的人都集中在我家地坪上。可惜女姥几方言：曾祖母早就死了，不然我们家可以多热闹一回。 戏散得快，因为送姥几过奈河桥的时间到了，耽误不得。道场先生撑开一架梯子，搁在路中间，他爬上梯子，爸爸跟在后面，上一级阶梯唱一阵，一级一级唱上去，在梯顶唱了很久，翻过梯子，又一级一级唱下来。我以为去奈何桥要走很远的夜路，没想到就是这样翻张梯子。我和我的亲戚们跪在路边烧纸钱，一边当火烤，一边配合道场先生，把姥几喊“回来”。 二伯母胆小，觉得后背凉飕飕的，直往人中间挪。 “你们只管大声喊啦，哭啦！”薛老爷说。 我的亲戚们好像都很怕丑，他们一张一张点燃纸钱，哧哧地笑。 “要是不大声喊，他回不来的。”薛老爷又说。 我好像看见姥几拄着拐杖从堤坡上走下来，一眨眼又不见了。黑暗中只有树影子在晃。 姥几要是回不来，就会掉到血河里去。 我想像血河里的毒蛇和怪虫。“姥几，姥几啊，你快回来喽——”我使劲喊，叫得一声比一声大。 我的亲戚们笑了一阵，也放开嗓门喊了起来。 我和我的亲戚们穿着白衣，在黑夜里一声接一声地喊着，北风呜呜地吹，我们更像找不着家的鬼魂。 我们的声音劈开黑暗，传到很远的地方。 这时我听见了哭声。是我。我在哭。 道场先生说姥几是听到我的哭声，才顺利过了奈河桥。他夸了我一番，然后卷起所有的东西离开了我们。帮忙的人也都回家睡觉去了。高音喇叭继续吵。我累得要命，睡在地铺上，我的亲戚们在姥几身边搓麻将守灵，他们有说有笑，迷迷糊糊中，我听见二伯母尖声叫道：“胡了！哈哈，嗲嗲保佑，豪华七小对！” “虎虎，快点哪，虎虎啊！”姥几喊我拿砚给他写对联。我睁开眼睛，却是大姑在推我，“虎虎，快起来，姥几要出殡了。”我卡在梦和现实之间，半天才想起姥几死了。 天刚刚亮。光秃秃的树枝在摇晃。小雨夹雪飘向窗台。天气似乎比昨天冷。我下了楼，昨天消失的一切又恢复原状，人们各就各位。油毡布雨棚几乎盖住了整个地坪。铺着金黄丝绸的棺材搁在那儿，姥几穿着那身新衣躺进去了。遗像、烛火和长明灯依然摆在脚那一头。一群金刚师整装待命，腰间都纳着一条毛巾，他们有不少是从城里赶回抬丧的。所有人都在嚼馒头，喝豆浆。我的亲戚们个个一身雪白，艰难地吞咽从镇里买回来的早餐，这使他们显得很悲伤。如果不是军乐队里的妇女和金刚师们打情骂俏，这个早上的气氛简直比八镑大锤还重： “噫，曹堂客，平时冇注意，你化点妆也算看得哩。” “哦哟，看得看不得，关你什么事，我夜里又不是跟你睡一张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