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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很新鲜，没有现成的答案。我想起姥几拄着拐杖站在苦枣树下，挥动他从镇里买回的红色玩具汽车向我招手——姥几从来不踏进我们家半步。 “他对儿子、孙子都没有感情，更何况你们这些曾孙子。” 二伯对着火说。 我不知道“感情”是什么意思，二伯也没有进一步解释，我只好默默的看着火舌舔来舔去。 姥几哼了几声。屋子里有股药味和脓臭味。 过了两天，阳光明媚，泥屋里只剩姥几和那堆灰烬，大家都在外面晒太阳。棺材架在凳子上，爸爸和大伯已经给它刷完漆，崭新的，在太阳底下闪闪发亮。这个里红外黑的木盒子，比起姥几的泥屋漂亮多了，尤其是后来铺上金黄绸缎的时候，我都想躺进去舒服一会儿。二伯也不那么急躁了，他是有学问的人，知道姥几不吃不喝成不了仙，终究要死。他甚至动员大家干点体力活打发时间，把围住地坪的那道矮墙拆了，免得人来人往不方便。于是我们一家人撬啊，锤啊，敲啊，铲啊，叮叮当当地忙起来，场面十分欢乐。 我第一个发现姥几站在泥屋门口。他摇摇晃晃地走了两步，爸爸赶紧跑过去扶住他。大家都停下来，吃惊地看姥几坐在椅子上“晒太阳”。 椅子上根本不是一个人，是件肮脏连帽的破风衣歪搭在那儿，脑袋支不起，垂在胸口。姥几这幅滑稽的样子让大家笑起来。他们说他回光返照，耗掉最后的精力，明天肯定要放铳报丧了。我想起姥几平时坐在这张椅子里读书，看到我，他会放下书，盯着我，好像要跟我说话。我有时凑过去，蹭饼干糖粒子吃，姥几趁机跟我讲会书里那些会武功的人，他们打架很有意思。 我没有笑。姥几那两只拿书的手，像蜘蛛脚一样僵硬，指甲里有黑垢，掌纹全是细细的黑线，手背像一块皱抹布。两只肿脚鼓圆了袜子，像两截出了土的树蔸子，脚趾头像根须戳破袜子，脚趾甲一百年没剪过，长成了弯弓，和灰狗巴顿的脚趾甲一样。 姥几堆在椅子里，对外界毫无反应。爸爸和大伯把他架回床上。我们又叮叮当当地干起活来。 天黑前围墙全部拆除，周围也打扫得干干净净。夜里气温低，泥屋里重新烧了一堆旺火。姥几回光返照之后，就闭着眼，嘴巴半张，再也不喊“呷旯”了。 大家兴致勃勃地守着那堆柴火，商量怎么办丧事。大伯二伯和爸爸都同意按照经济实力来办，不跟别人攀比豪华，也绝不让别人说风凉话，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意思。爷爷说不行，姥几的丧事要办得比谁家都好。 “你打算花多少钱？”二伯问爷爷，“自己有多少存款？” 爷爷不吭声。 “要是打肿脸充胖子，还不是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受罪？”二伯又说。 “我们省吃检用，存了一万五千元，就是给你爷爷办丧事用的。”奶奶替爷爷回答。 “去年村里办得最气派的那桩，花了十五万，”爸爸说，“三天三夜的道场、六天大戏，海鲜席，五粮液，蓝蒂巴的芙蓉王……” “确实没有必要，现在挣点钱不容易。”大姑穷，说话像个外人一样客气。 “莫说没那个经济实力，就算有那些钱，我也不赞成大操大办。”小姑笑着说，“如果生前亏欠了他，给他烧一百栋别墅，送一百亿冥币也没用。” 爷爷的脸色顿时比姥几的还难看。 大姑揪了一下小姑的耳朵。 二伯有文化，小姑有钱，爷爷从不对他们发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