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处男葛不垒》意味着青春的初始和结束，那么《道士下山》或许是作家徐皓峰的真正开始，“硬派武侠”的风骨，从此显露。《道士下山》写于2006年，故事来源于他当年听闻一位老人的口述经历。这部说道事、说禅事、说世事的小说，写了一个小道士的江湖奇遇。故事奇巧有趣，语言文白朴实，小说有市气，也有侠气，但我想徐皓峰武侠小说最大的特点却是：稚拙。
    功夫在武侠小说中的稚拙
    武侠小说的场景大都设置在乱世，金庸、古龙的多部小说背景也都选择了明末，唯有乱世纷争起，群雄逐鹿时武侠才会绽放其独有的光彩。《道士下山》的故事背景在民国，但是武侠在此，已经变得凄清。在徐皓峰的另一篇小说《师父》里，他借陈识之口说出了武术的式微和无奈，“练一辈子功夫，一颗子弹就报销了，武术带给一个民族的，不是自信，而是自欺。”武侠小说作为一种浪漫的文学想象，也体现了它的现实主义基调。
    基于现实因素，武侠也就成为一种造梦，“武侠是一种情怀，无需写尽”。对于耽溺于金庸古龙等“乱花般”的文人武侠读者来说，对徐皓峰“浅草般”的武侠可能不甚满意，甚至还讨厌他略微苦涩的功夫义理。“硬派武侠”的作者大多是研习过武术的专业人士，从而对文学艺术中的功夫有自己的考量。徐皓峰的武侠小说不再用花哨般的想象装饰武侠，叙述起来犹如真实场景两人过招，硬朗有力，不留余地，一招一式，虚晃间已悄然结束。且看书中所写：“何安下挣扎而起，挥掌向青年劈去。青年一抬左手，何安下的掌便凝固在青年手腕上，拉扯不开，似乎是黏住了。“
    对功夫的写实，是因为作家认为“武林高手也是来自日常生活，他们没理由背叛物理规律。”他的“硬派功夫”是武侠小说中最重要的筋骨，是为“稚拙”。
    人在武侠小说中的稚拙
    徐皓峰的武侠小说，格局是小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诚如金庸写的“射雕大侠”郭靖，“神雕大侠”杨过，“明教教主”张无忌，“丐帮帮主”萧峰，这些“侠”是为国家和天下苍生，他们身上的深明大义，济世救人的道德情怀令其成为“大武林”。“现代较认真的武侠小说，更加重视正义、气节、舍己为人、锄强扶弱、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观念”。而在徐皓峰看来，“底层生活就是武林”，武侠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升华其行为的道德使然，而是指向一种更为纯粹的欲望——生存。《道士下山》中的山野高僧、太极高手、梨园名角，他们是高手，是懦弱的人性彰显，更不乏贪嗔痴的世间情欲。他们不再是家国天下的侠者，而是有血有肉的小人物，甚至还有一定的道德缺陷，撕开面具，所谓的高手往往也不过是虚伪造假的混世者。
    徐皓峰写的是“小武林”。他不再讲究人在武侠中的身份桎梏，他倾心让武侠小说回到现实生活，回到那本该俗人俗世身染的烟火气里。徐皓峰在书中开篇明义：何安下入山修道五年，下山之时依旧为一个馒头困窘。武林中行走，首要条件便是如何生活。小说中写何安下求教岳王庙老者周西宇如何去除心中恶念，老者回答他：“想消除恶念，先要改变生活。”这大概是对武林中人们更为务实的挑战吧。
    “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鲁迅《且介亭杂文附集：这也是生活》）。于作者而言，此乃人在武侠小说中的“稚拙”。
    作为人的稚拙
    我们阅读文学作品，并试着关切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温度。无论是“天真的”还是“感伤的”读者，都倾向于塑造一个理想型的文本人物，那么对于一个人来说，又能塑造多少可能性呢？
    小说中写到的一个人物——沈西坡，这个“对人无益，对己有损”的中统特务，在何安下遭遇困局之时，两度伸手帮助。日本特务半田幸稻来找彭家人报仇，沈西坡为了保住何安下，找赵笠人帮忙。也造下后来查老板为报赵笠人霸妻之仇，枪挑汽车，却被汽车撞断双腿，何安下钦佩查老板的为人，于是帮他手刃赵笠人，目睹一切的沈上校却让何安下快逃，自己却被中统特务秘密枪决。作为一个特务，他大可不必如此，他可以选择全身而退，却偏偏要给自己惹上杀身之祸。这是他作为人的“稚拙”，不问因由，自有抉衡。
    小说中也写到很多邪念，陈将军和周西宇的关系就是一例。陈将军因吸鸦片而耽误战事，是周西宇的启发，让他重拾对本能欲望的抗衡，他们后来的恣肆洒脱，完全是对于心的纯真的执拗。也让善恶诸缘，因果报应的施行有了更具人性的解释。这也是人的一种“稚拙”。“稚拙”是一种修行，是我命由己不由天，要的是一个生命的掌控，因此“我”是从心的。小说中写柳生冬景拜见灵隐寺如松和尚，想探究剑法的最高境界——平常心究竟是什么。如松让他去水房漱洗因伤而落下的血污，当他取瓢盛水时，却被如松一掌打落舀水的水瓢，引得水瓢在地上打转。柳生冬景终于开示明了，“平常心即触着即转之心，犹如弄潮而湿衣，玩火而不伤手。”人们苦苦追求的自我，自由与自觉，竟在小说中由一句禅理释尽，心随万物转，转处实能幽。
    《道士下山》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一部成长小说，它写了一个小道士历经江湖风云由此顿悟的过程。从十六岁上山求道——下山——杀人逃亡复入深山——再下山，何安下在江湖的一次次交锋与侧身而过，却是对人生反复的沉理自知。最后，他站在司马春夏门前，思绪万千。“想自己十六岁上山求道，至今经历了太多的人和事，学过太多功法，却依然没有找到活着的核心。”屋门关上了，是他对“幽僻之处可有人行”的再次凝望。
    书末的未尽结局，预示了何安下选择了和那些历经风雨的武林高手如周西宇、彭七子一样的悄然隐匿。从门外到门内，他们的转身与归隐，他们的不以剑柄枪扣炫人与刀背藏身，如身披鲜花，衣锦夜行。如此，也是“大智若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