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生平十二讲》，钱之俊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品书读人
    有关二十世纪学术界“文化昆仑”钱锺书先生的生平事略，陆陆续续已出版不少传记和回忆录，其中，钱之俊的《钱锺书生平十二讲》，体例独特，别开生面。
    是书由十二个专题构成，间杂九篇相关的附文，从钱锺书少年时期的读书与作文讲起，至其父亲钱基博的人生遭际结束。“适我无非新”。钱之俊考察了钱锺书生平中的一些重要事件，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如《钱锺书为何不读研究生？》《钱锺书当家庭教师》《钱锺书的编辑工作》《钱锺书的住房变迁与文人际运》等，题目所及内容，即便是在杨绛先生的回忆录里，也只能见到一些“影子”。其具体事例，诸如钱锺书小学时期撰写的小论文《获狐辩》的发掘；抗战期间，迫于生活压力而当家庭教师的无奈之举；与合众图书馆之联系，以及此间与近代学人的交往；还有作为编辑或主编的钱锺书等等，都非常新颖，道人之所未道，可补史传之阙。故范旭仑先生在序言里称之“足以开张耳目”。当然，每一讲虽然都是一个独立而有趣的专题，按史书体例，可视为“纪事本末体”，而从整体上看，前后事件之间也常有相互映发之处。讲到钱锺书由苏州桃坞中学转到无锡辅仁中学读书，有因有果，转承清楚；讲到少时对待自己的文章“不自藏拙”，又与其“壮悔兹深，藏拙为幸”对比；讲到“钱锺书为何要拆‘金玉良缘’”，写钱锺书与妹夫石声淮之间知彼知己而关系冷淡，与后文“钱锺书父亲的遭际”再及两人相互关系一脉相承。
    写钱锺书这样一位享誉世界的文学家、学问家，材料新鲜，固为事略之首选，而史实丰富，也是传记之基础。以《钱锺书为何不读研究生？》为例，作者既追溯了钱锺书“为何不读清华研究生”的原因，又广求“不在英法读研究生”的事实，最后深掘出“钱锺书的学位观”，层层推进，直探本源。仅“为何不读清华研究生”一节，就关涉到钱锺书在清华的学位、不读清华研究生的传闻、海外留学热的背景、任教光华大学的原因、国民政府限制留学之办法等等，将个人放置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背景与学术风气之中，广搜博取，详实考察。而史实与现实相连，昨天与今天攸关。如苏州四中（即桃坞中学）与无锡辅仁中学的现状，当年的合众图书馆与今天的上海图书馆之关联，早年未读博士与晚年海外大学主动送博士头衔上门的对照，一切都让人感觉历史是有温度的。
    生平传记之作，也许写实容易“传真”难。钱之俊并非将材料简单地罗列在一起，而是力求有所发现，探究传主的心理与思想，以期“传真”。其中有钱锺书少年读书时的逞强使气；留学英法三年，夫妇以读书为务的轻松快乐；游杭日记所反映的机智风趣，一如其人；还有“死者如生，生者无愧”的从容洒脱。特别是涉及“文革”一段历史，对当时“学术大气压”之下钱锺书个人心理的揭示，非常准确而耐读。如引钱锺书向友人郑朝宗所出示的一联新作：“疲马漫劳追十驾，沉舟犹恐触千帆。”道出他在得到信任、担任翻译工作期间如履薄冰之感。而钱锺书翻译思想的形成，又可上溯到他中学时代的译作《天择与种变》之《译余赘语》与《补白》。其婚姻观念，与自己的恋爱、婚姻及接受西式教育有联系。这样，一个有性情、有思想的钱锺书，在尘封的历史中鲜活了起来。
    写史作传，稍不经心，便流于无中生有、刻意猎奇，《钱锺书生平十二讲》尊重史实，无哗众取宠之意。其史料来源的途径有三种：一是各种报刊、传记、日记、书信、年谱和文学作品、学术著作与笔记，二是作者实地探访图书馆、博物馆、故居等所得，三是当事人的口述。新鲜材料的比较甄别不用说，旧有材料也非人云亦云，而是另出手眼，善于从不同的视角加以利用。例如，在光华大学工作时的钱锺书，有一次北上看望尚在清华读书的杨绛，他们一起去动物园玩，园内最幽静的一隅有几间小屋，窗前有一棵松树，一湾流水，杨绛在《我们仨》中记道：“锺书很看中这几间小屋，愿得以为家。”钱之俊在写钱锺书对住房的要求时，联想到《我们仨》中的此句，眼明心细竟至于此。其中最有意思的是，运用钱锺书的文学作品、学术著作与笔记作为考证的材料。钱锺书在清华毕业时，有没有写过毕业论文？作者“估计”他没有写，佐证资料之一，是《围城》中方鸿渐在谈女人的聪明与才学时，“讨好”唐小姐的一段话：“那么，她毕业的那一年，准有时局变动，学校提早结束，不用交论文，就送她毕业。”这里的“时局变动”“学校提早结束”，正好与钱锺书自己毕业时的情形相吻合，故“不用交论文”，不啻夫子自道。在谈到钱锺书与拜门学生周节之的交往，引用了1948年《谈艺录·序》，还有《槐聚诗存》所收1952年《生日》诗注。钱锺书对学位的看法，除了《围城》之外，还引用了《宋诗选注·序》中谈科举制度的言论，《谈艺录》中对学业与举业的言论等。
    钱锺书先生对传记的态度是：“自传不可信，相识回忆亦不可信。古来正史野史，均作如是观。”说得未免绝对，却是有感而发。不少作传者，或曲学阿世，或借人以传己，代不乏人，而钱之俊对人物的评判，就事论事，有褒有贬。例如，钱氏父子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内容既有日常之事，也包含学术笔记。对于石声淮当年销毁其岳父钱基博积数十年之功而留下的数百万言日记，作者借钱锺书反对其妹与石声淮婚姻，一句反问，不无责备：“你能说，钱锺书当年反对错了吗？”而钱锺书的日记则更是一份珍贵的文献：“可能是他逝世后留给后世学人及‘钱迷’最值得期待的一部巨著，是最能体现20世纪这位文化巨子心迹的一部心史。”其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自不待言，而杨绛却将其中许多重要内容“隐没”或“删节”，因此作者写道：“其实杨绛在有生之年，可以以更开放的心态，指导别人来整理出版钱锺书的全部日记（或者影印），更无须删节，以还原一个更真实的钱锺书。这将是杨绛为学术界、为世人所做的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诚恳、无奈、痛惜，尽在其中。即便是对钱锺书，作者也是实事求是地写来，于重要事件，能够契合历史语境与个人的人生态度和旨趣，而不是耍事后“聪明”，追究其道义担当，作道德绑架。例如，说钱锺书青年时似乎也“未能免俗”而出国留学，又因重实学、轻学位而未读博士，后来回国参加工作，也曾受人轻视，故在《围城》中常常借学位学历，“发泄”其郁闷，读来真实可信。再有，钱锺书认为自己没有被划为右派，是由于没有什么“劣迹”给人抓住，而作者认为那是“书生看法”，其原因除了他的特殊的“翻译”身份之外，还有器重他的同学担任高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