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去湘南采风，行车途中，看到这样一幅画面：在重峦迭嶂、连绵起伏，苍穹佑护、田园簇拥中，有一座山特别抢眼，令我为之心动。倒不是它那屹立在苍翠、清丽中巍峨、妩媚的身姿，映衬着山河大地的壮丽与秀美，也不是它那舒展、凝重的神影，借助于金色阳光的照射，在天地之间勾勒出柔美、流畅的线条，点缀着大千世界的璀璨与神奇，而是那山峰顶上的一棵树，一棵独树一帜、鹤立鸡群、气贯长虹、直指云霄的大树。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树种，有多少年轮，但我肯定，它出类拔萃，生长不易，是众多树木中的佼佼者。它一定是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悠久漫长的岁月里，珍惜时光，笑面风雨，经历过无数次风霜雨雪严寒酷暑的考验，多少回与突如其来的雷鸣电闪天灾人祸顽强抗争，不断地长高、长粗、长大而成。
    我有点傻，在捧读《治守之道：湖南当代政坛文学典论》（以下简称《治守之道》）时，总想从中读出点什么，读有所悟，读有所获。但是，读着读着，老是分心走神，眼前总是闪现出那棵大树的影子来。我不知道，这棵大树，是怎样闯进我的心灵世界，让我如此地耿耿于怀，刻骨铭心？是蕴含在《治守之道》的字里行间？还是闪烁于写这本书的人的思想灵光中？
    长时间里，我迷惑、思考、探问着，力求得到一个完整、明晰、准确的答案。
    我与龙长吟老师结识的时间不长，也少有机会向他面对面地请教。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是在2013年春季，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受怀化学院的邀请，我去该校参加王跃文先生长篇小说《漫水》学术研讨会，在那里第一次见到龙老师，并聆听了他在会上的精彩发言。龙老师朴实、儒雅、谦逊，不失大家气质与风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是初次见面，出于对老作家的敬仰与崇拜，也希望求得他的指正和帮助，我贸然将拙作《自然抵达》签名相赠。回长沙不久，龙长吟先生竟主动跟我联系，说他认真拜读了我那本集子，夸我的散文不是“做”出来的，而是从心灵深处自然而然地流出来的，一定要写点心得体会。当时，我好兴奋，好激动，一股暖流在全身涌动。一位年近七旬博学多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能如此放低身段，不计生分，高度重视和热情关注一个名不见经传且素不相识作者的作品真是少见，难能可贵，我真不知道要用何语言才能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今年初，龙老师精神矍铄，满面春风，来到我办公室，将这本文本厚实装帧大气的《治守之道》送给我。望着龙老师在扉页上工工整整签上姓名盖上印章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我如获至宝，欣喜欲狂，连连称谢。当然，这不光是书里面编有龙老师评论拙作《自然抵达》的文章在内，更多的是为他在古稀之年仍然宝刀不老笔耕不辍精力充沛思路敏捷出此宏著而感到诧异、惊喜与高兴。
    龙长吟老师具有丰富的人生经验、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和深厚的文学理论功底，写文学评论应该是得心应手信手拈来的事情，但他不满足一般，高标准，严要求，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认真阅读，深入考究，缜密构思，力求完美。记得有一次，已是深夜时分，他给我打电话，说在写《自然抵达》的读后感，谦虚地向我求问，我工作部门古时该怎样称呼。我告诉他，在明清时期应该叫“布政使司”，但职责范围稍有不同。他仍不放心，反复追问与求证，直到确定无误为止。他如此认真和严谨，让我油然起敬，赞叹不已。
    龙长吟先生，可亲、可敬，亦可信、可交。我隐隐约约感觉，他就是我心中的那棵大树，在文学批评与理论的高峰上，扎根沃土，沐雨栉风，巍峨挺拔，枝繁叶茂……
    我才蔽识浅，孤陋寡闻，实在不敢妄评龙长吟先生的宏文大作，读过他的《治守之道》，触动心灵，感受极深，禁不住在此谈几点体会。
    《治守之道》是上通国计下接民意聚焦官场直面政坛的问鼎之作。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励精图治，艰苦朴素，战胜困难，稳固政权，建设家园，功不可没；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正本清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打开国门，繁荣市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外来文化的侵入，腐朽思想的沉渣泛起，不良风气滋生蔓延，官场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抬头，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徇私舞弊等腐败行为时有发生，社会反应强烈，群众极为不满。“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执政党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考验。中央明察秋毫，抓铁有痕，铁腕手段严惩贪腐。龙长吟虽已告老闲休，安居一隅，但眼观天下，胸怀大局，不甘雌伏，奋袂而起，用笔、也用心聚焦官场，直面政坛，从个体到整体，从历史到现实，从正面到反面，从湖湘本土到国家与民族，大量地搜集资料，悉心地阅读文本，对湖南官场小说、官员写作进行深入细致地考察与研究，从典型文本、典型人物和典型案例中，抽丝剥茧，吹糠见米，寻找与拷问政坛权力的运作，弘扬清廉与正义，披露贪腐与阴暗，并把脉问诊，对症下药，为当政者和决策层提供哪怕是只言片语毫发丝粟的治守良方。这种情怀，这种担当，这种顾照政坛、直击时弊的侠风义行，上与中央高层的决策、行动相呼应，下与社会民众的意愿、呼声相吻合，千金不换，明月可鉴，无论过去、时下，还是以后，在文学界，在文学评论队伍中，恐怕都为少见。因此，我称《治守之道》为问鼎之作，应该不为过分。
    《治守之道》是内修心性外正风气呼唤良知彰显正义的警示之作。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没有断代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国家，中华民族知廉耻、懂礼仪、讲仁爱、守诚信、重和谐、崇正义，是世界民族之林中当之无愧的优秀民族。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吐故纳新，去伪存真，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不断吸收、借鉴和融入世界先进文化的元素，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阶段。我们为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而骄傲与自豪，也责无旁贷地要珍惜、爱护、维护中华民族的声誉和尊严。在当今世界，总有一些杂音存在，奚落、嘲讽、诋毁、贬损中国人、中华民族是“东亚病夫”的言论时有发生，这固然是西方世界心存偏见用有色眼镜看人的结果，但也无不与我们自身有一些人束身自修不够放浪无羁有加涵养不高素质低下有关，我们不能不对此高度警觉，自我反省，纠偏立正，从自身做起，从细微之处做起，整饬不良风气，树立良好形象，不断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素质。从某种程度上说，官员是社会的精英，也是民众的表率，官员的品行素质极大地影响着全民的素质和社会的风尚。官风不正，导引民风不正，助长社会风气不正。因此，在当前，官员修炼心性、正身端行，就显得格外重要。“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龙长吟先生深谙其道，思深忧远，从分析、诠释《唐浩明评点曾国藩日记》《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三部评点之作入手，鲜明、坦荡地表达了他信奉、推崇唐浩明、曾国藩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和行为法则，告诫、规劝人们“为文力戒诞言，为人为事力戒傲、伪、贰、巧。”“为官要重民间疾苦，得民心。”“心思纯洁，心绪安宁，心境澄明。”不惜笔墨不拘篇幅地将曾国藩治家、治学、治身、治人、治世之真经呈现在读者面前，对唤醒良知、端正世风无不有着巨大正能量的敦促与警示作用。
    《治守之道》是文学与人学、艺术与思想融入一体交相辉映的创新之作。这部评论集观照的是政坛文学，包括官场小说、官员创作及其相关联的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几乎将湖南当代所有带“官气”或“官味”的文学一网打尽，走的是别人从未有想过更没有走过的创作之路，无疑是一次独具眼光独具匠心独辟蹊径独树一帜的创新之举。他选定王跃文的《国画》《大清相国》、阎真的《沧浪之水》《活着之上》、肖仁福的《官运》《仕途》、浮石的《青瓷》、黄晓阳的《二号首长》等湖湘著名作家的经典之作，处心积虑，深切著明，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审视、评论、推介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令人读后振聋发聩、拍案叫绝。在谋篇布局上，他精心构思，巧妙布局，将不同体裁不同内容的单个或同类文本定性归类，有机编排，形成相关篇目或章节，然后组合串连起来，化零为整，聚沙成塔，冠以高屋建瓴精辟凝练的“引论”，形成一部结构严谨论据有力的华彩之作。还不仅如此，他研究的对象是官场文学和官员创作，创作的体裁是文学评论，但他不囿于停留在文本的选材、编排和评论的形式、方法上，高标准、高品位要求，从研究对象中跳出来或深入进去，发掘蕴含在文本里及其映照在现实生活中的人性、灵魂、思想、道德、伦理，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和关系，颂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弘扬正气，袪除歪风，不失为一部集文学与人学、艺术性与思想性为一体的创新精品。
    最后，也想与龙长吟老师商榷：该书的有些篇目似乎与创作要表达的主题有些脱节，扣得不紧，如王跃文的《漫水》、阎真的《因为女人》和余艳的《杨开慧》等文学作品及对其的评论，纳入“治守之道”的范畴有点牵强附会或隔靴搔痒；任何事情都需一分为二，有利有弊，官场小说与官员写作也不例外，肯定也有许多不足之处甚至负面的东西，但龙老师心存善念，慈悲为怀，也可能是缘于学术环境或人缘关系等方面因素的考虑，笔下留情，藏敛锋芒，扬多抑少，赞有余而批不足，不免为本书的遗珠之憾。
    总之，我由衷地祝贺《治守之道》的横空问世光彩溢目！我也竭诚地祝愿，龙长吟老师，我心中的大树，长青不老，硕果满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