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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是有温度的。当26岁的佐藤升讲起外祖母的故事，讲起一家三代作为日本遗孤的种种经历时，虽然窗外一片秋日暖阳，70多年前的残酷战争岁月仍仿佛裹挟着北国冷风呼啸而来。 1943年，佐藤美和子出生在中国东北海拉尔。作为侵华日本军人的孩子，父辈的战争罪恶给她的命运打下深深烙印：自降生之日便注定与战争、死亡、颠沛流离紧紧联系在一起。然而，东北这片黑土地，却又以母亲般宽厚仁慈的温暖胸怀接纳了这个被日本遗弃的战争孤儿，赋予了她第二次生命。 日军投降那一年，美和子的父亲成为苏军战俘，一家人随后踏上返回日本的逃亡之路。由于带着3个孩子，无法及时赶到葫芦岛港口上船，母亲只好在哈尔滨将两岁的美和子寄养在一个中国家庭。在外祖母对佐藤的讲述中，养父是中共地下党员，养母温柔善良。养父母对她非常疼爱，在粮食非常紧张时也总用一只陶瓷碗给她蒸米饭吃，还给她起了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字：莊云玲。美和子10岁时，养父母先后离世。成年后的她与中国人结了婚，生下4个孩子，有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开始着手寻找日本遗孤。1985年，美和子的亲人找到了她，她返回了日本。 佐藤说，一家人回到日本后的生活十分艰辛。彼时，日本政府并没有相关政策接纳遗孤，甚至连给他们住的地方也没有，而期盼中的日本亲人，也在几次寒暄之后，就从他们的生活中淡出了。在佐藤的成长记忆中，父母艰难地融入日本社会，每天为了生计奔波，外祖母则总对他讲起在哈尔滨的种种生活细节。不同于日本社会的人情冷淡，那是充满人情味儿的热腾腾的日子：邻里间时常嘘寒问暖；过年一定要包饺子、放鞭炮，辞旧迎新；同院的人下了班热闹地聚在一起看电视……在佐藤心里，中国逐渐有了家的感觉，他对哈尔滨也有了深深的向往。 和许多日本遗孤第三代一样，佐藤从小就对自己的“身份”有很多疑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在12岁到15岁时，他独自来到哈尔滨学习、生活，这是他的一次“寻根之旅”。在这段时间里，班主任王彦芳给了他母亲般无微不至的关心，周围同学也对他热情友好，从小在外祖母身边耳濡目染养成的中式生活习惯，使他迅速融入当地生活。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佐藤第一次从中国教科书中了解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真相，虽然以前从外祖母的讲述中，年幼的他能够想象到当年战争的残酷和日军对中国百姓惨无人道的屠杀，但这段历史从未以如此连贯、如此鲜血淋漓的真实面貌呈现在他眼前。 佐藤震撼了。因为在日本的教科书中，这段历史被简化成一个又一个生硬的年份，没有是非对错，没有问责与反省。那一刻，他坐在哈尔滨的教室中，惭愧地低下了头。从那一刻起，他下定决心要真正了解这段历史，要了解在外祖父母那时候发生的故事，因为这对像他这样的遗孤后代来讲，非常重要。 以后的日子里，佐藤往返于日本与中国之间，阅读书籍，查阅资料，研究日军侵华历史。当完成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本科课程后，他萌生了以自身经历为原型创作小说的念头，将他对日本遗孤后代“身份”和中日关系的思考融入其中。同时，他也将真实的历史写入小说之中，将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罪恶，通过中国人和日本老兵给主人公讲述的方式呈现出来。 在佐藤看来，写作小说《问血》的过程，也是与小说主人公李春（佐佐木春）共同成长的历程：在不断回顾、反思、叙述自己作为日本遗孤后代的成长史时，他发现，只有直面那段日军侵华的惨痛历史，反省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战争罪行，才能真实面对自己，真诚思考当下中日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才能深刻体会到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善良，而这，才是面对未来应有的态度。 佐藤说：“许多遗孤第三代虽然知道自己与中国的联系很紧密，但不愿意去了解自己祖父母那一代的历史，同为遗孤第三代，我感到非常遗憾。我们身上流淌着中日两国之血脉是无法割断的，这也正是中日两国友好的重要基石之一。”基于此，小说的名字《问血》体现了佐藤对身份最初的追问，但伴随成长，每一个遇到的人，每一段生活的经历，无论国籍，无论地域，都构成了他的“身份”，内化为他思维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他与中国和日本的亲缘关系早已融汇成汩汩流淌的血液，这种血缘亲情是他真正寻求的答案。正如佐藤在小说结尾处所写：“我的血会成为沟通中日两国的纽带。这无法判明的血，会一直流淌下去。” 佐藤最后说：“我有3/4中国血统、1/4日本血统，我的外祖父是中国军人，作为遗孤第三代，希望中日两国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坚信两国人民能永远和平相处。”（王佳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