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艾略特是现代诗歌大师，也是文学和文化批评巨擘。一般来说，我们把他早期论文中的观念，如“非个人化”、“客观对应物”等看作其诗学思想的标签，认为他反对浪漫主义主体意识和情感表达，甚至把他看作英美新批评的精神导师。其实，后期的艾略特十分重视创作中的个人经验，认为文学杰作中的思想和个人的日常生活连贯地统一在一起。他曾以叶芝为例，赞赏其作品能够表现“思想、情感的独特个性感”。艾略特一向敬仰叶芝，他的诗学思想的转向就有后者的影响。
    晚年回首，他不无遗憾地说自己一生只有两段幸福时光：童年和老来再婚，而中间的壮年岁月——充满创作的激情，并通过一种权威化的声音把自己迅速经典化的时期——就个人生活而言，是名副其实的荒原，甚至对于被赋予了重大时代意义的《荒原》一诗，他也坦言那只是对个人生活的无意义的牢骚。
    艾略特认为叶芝用自己的一生来书写自我，诗歌就是最权威的叶芝传记。对于艾略特来说，这是艺术家的典范——把生命投入作品，就像他在早期名作《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写道，“像一盏幻灯把神经的图案投射在屏幕上”；也如他在诗歌绝唱《小吉丁》中所总结，“每首诗都是一则墓志铭”，都是对生活的记忆和纪念。
    诗歌之外，诗人不需要其他形式的传记。正因如此，艾略特反对他人为自己立传，并将之写入遗嘱。而他的遗孀恪守其愿，在他去世后20多年里拒绝提供任何可能用于撰写艾略特传记的材料。所以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英语诗人，艾略特的传记只有寥寥几本。而有勇气给这位诗人立传的作者都意识到了艾略特诗歌和人生的内在关联，大多从他的诗歌入手索求其人生和情感轨迹，例如彼得·阿克罗伊德的《艾略特传》(1985年)，林德尔·戈登的《艾略特：不完美的生活》(1999年)，以及由江苏人民出版社近期引进的《T.S.艾略特传》。后者是艾略特的最新传记，作者约翰·沃森认为艾略特的内在情感都真实地展现在他的诗作里：“读懂了他的诗，也就读懂了他这个人。”
    由诗歌入手构建诗人生平，未免会受到文学批评潮流的影响，比如弗洛伊德认为力比多，即被压抑的性本能，是艺术家创作的原始动力。于是艾略特的性生活和性取向毫不意外地成为评论家关注的热点。但是过度渲染艾略特性的方面，对其作品断章取义，对艾略特的形象建构多于还原，徒有新意，而失于不能客观真实地摹其面貌，就像钱锺书先生在《模糊的铜镜》一文中借用圣保罗的名言：“镜子里看到的影像是昏暗的。”由此观之，这本新的《艾略特传》颇有拨乱反正之功，作者通过更全面的引证和更透彻的剖析，令人信服地指出上述观点无法证实，而仅是猜测。
    严谨客观的态度是这本新传记的优点之一。当然，作者并不一味排斥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而是尽量圆观周览、条分缕析，旨在立论公正，不求哗众取宠。
    
    T.S.艾略特与弗吉尼亚•伍尔夫,1924
    作者用饱含同情的笔触，人性地呈现了艾略特和维芬的不幸婚姻。而且独抒机杼，抓住艾略特的婚姻选择与诗歌道路的内在关联：对艾略特来说，与维芬结合意味着留在英国追寻诗歌梦想，而埃米莉·黑尔则代表着返回美国从事学术事业，这是家庭给他规划的道路；维芬珍视艾略特的诗才，鼓励他保持个性，抑制理性；她感觉敏锐，一定程度上参与了艾略特的创作过程；他们糟糕的婚姻生活直接催生了《荒原》，并深刻影响了艾略特之后主要诗歌作品，直到最后的《四个四重奏》。
    之后艾略特转向戏剧创作。艾略特的诗人生涯和他的第一次婚姻仿佛是一对孪生姐妹，各自身上能看到对方的影子。多年之后，他的第二次婚姻给了他久违的幸福，却没有唤醒沉寂的诗神。维芬是艾略特唯一的缪斯。
    这本传记行文流畅，叙事质朴，不再是模糊的铜镜，而是一面清澈明亮的镜子，生动呈现出一个丰满而复杂的艾略特形象。中文译文完美地再现了原文风格和内容，没有给这面镜子哈上水汽，使里面的形象变得模糊难辨。较强的可读性和适中的篇幅使想了解一下艾略特其人其诗的普通读者读来也毫不费力，而文学研究者则会受益于其中的洞见——关于诗人的情感、欲望、创作动机，以及对其伟大诗篇的解读，尤其是《荒原》《灰星期三》和《四个四重奏》。
    
    《T.S.艾略特传》 [英]约翰·沃森/著 魏晓旭/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