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是一个尤其重视历史的国度。历代文人学者普遍具有历史情结，希望书写出具有史诗气度的恢弘之作。但史传文学传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直被视为追慕男性先祖英雄业绩的专利，从性别视角来看，女性则必须面对没有历史的尴尬。在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传统历史题材作品中，女性或为沉默缺席的他者，或为水性杨花的祸源。漫长的封建时代，男权文化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彼时的女性尚未浮出历史的地表，更不可能在文学中得到公正客观地呈现。
    20世纪初期，西方女权思想经由马君武等人的译介进入中国，一时间“男女平等”和“男女平权”的呼声响彻华夏。此时，女性的解放不再局限于思想学理范畴，而是含纳了实践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政治与时代的双重召唤下，秋瑾应时迎世而出。作为女性解放运动先觉者的典范，她勇敢地突破了闺阁的拘囿，走向时代的广场中心。秋瑾用大量的杂文和诗歌来唤醒女性的国民意识，并将女性解放纳入到救亡图存的宏大语境中。由此可见，秋瑾的写作竭力想要完成的是在历史的公共领域与公共空间内为女性争取到“女国民”的资格。此后，秋瑾式的女性叙事路径被解放区的丁玲和“十七年”的杨沫所承继。在这些女作家建构的文学世界中，男性不再是唯一重要的中心人物，而是逐渐发出了独属于女性的心音体感。女性作为力量的一级，通过男性导师的启蒙与引领获取到进入历史的权利。在这一写作谱系中，女性作家以乐观主义和献身精神完成了对历史极富浪漫化的想象。但“新历史”书写蔚然成风后，女性书写者开始表现出对“女国民”形象的质疑与解构。作家们逐渐意识到20世纪初“男女平权”的倡扬只是启蒙运动再造国家的应急策略。真实的女性境遇，真切的女性心理及真正的女性历史依然处于喑哑的情状。基于此，历史非但不能庇护遭到曲解的女性，反而与男权合谋成为巨型异己力量。无论是凌力的《北方佳人》，还是王安忆的《长恨歌》，这些作品在对女性境遇的切肤体恤中书写出女性进入历史的艰难。争权夺利而又遍布残酷的血腥历史里没有女性的生存空间，更不可能为健全女性的精神确立提供生长的环境。她们的偶尔在场，或为男性主人公的情爱陪衬，或被男权文化强势蚕食。历史本身便是女性存在的深渊镜像。此时的女作家们勘破了既往历史在男权文化掌控下对“女国民”的蛊惑和利用。面对历史，女作家们悲悼着自身力量的微渺，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悲凉之感。在大历史的坐标中，女性的边缘位置如此固定，以至于留给女作家的除了在作品中叹息感伤之外似乎别无出路。
    然而女性历史叙事并未以挫败妥协为终结，体悟与质疑仍在继续。尤其是网络文学兴起后，众声喧哗的合奏中时时迸发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异质妙音。比如在《凤穿残汉》《女权学院》《凤舞天下》《四时花开》等网络文学作品中，女性历史叙事以“架空”、“穿越”的艺术方式巧妙地卸掉了沉重的男权历史及其规训下的性别秩序，大胆激进地颠覆了男尊女卑的性别认知。文本中的女性不再是仰人鼻息的攀附者，她们的生命情状和灵魂思想均灵动多姿。传统文学中孱弱卑下的女性形象在网络文学中变身为远见卓识的强者，在国家政权、文化发展、社会治理方面迸发出灼目的光辉。在两性关系中，女性也不再是男性情爱生活的点缀，而是以主导性的姿态引领男性。女性可娶众多夫婿，男子则必须遵守从一而终的古训。有意味的是，多部网络文学作品中出现了男性怀孕产子的情节设置。一贯为女性天职的生子任务置换为男性承担，体现出网络女写手们自由活泼的写作精神及祈望男女两性“身体平权”的隐秘冲动。
    如果说“新历史主义”女性书写探寻的是渐进式的性别觉醒之路，那么网络文学中的“女尊文”与“女权文”则表露出狂飙突进式的性别革命意图。女性不再是男性爱情婚姻中的附庸，也不是大历史中可有可无的陪衬。相反，在不证自明中她们已然成为历史的核心形象，充满了创世的豪情与救世的自信。但这样的精神飞地的建构在女写手们笔下并未寓寄实现的愿景。她们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文本中的世界不过是建立在想象之上的乌托邦。正因为历史的压制与现实的苍白，才需要将压抑的情绪在文字中进行激进式与戏谑化的反抗。概而言之，女性作家的历史叙事大体采取以下两个维度：要么是纯文学窥破性别真相的无力叹惋，要么便是网络文学中天马行空般的乌托邦想象。面对真实的历史，她们都缺乏正面掘进的坚执力量。
    由此，蒋胜男的《芈月传》具备了深度阐释的意义。作家面对历史的书写既不同于纯文学的虚无挫败，也与网络文学另辟想象历史的简化戏说拉开了距离。她笔下的大历史叙事是在史实的骨骼中添加了想象的血肉，建立起成熟而优雅的女性历史叙事维度。《芈月传》颠覆了男性形象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同时对健全女性的塑造也不是依凭虚构，而是在史书中寻章觅句，专意探勘杰出实有的女性政治家家谱。作家刻意弃父从母的选择策略，彰显出女性重新言说历史与铭记历史的努力。这使她的历史书写与女性视野，在男权社会威严的现实律令之下得以伸展扩充。在探幽发微的历史考据中，作家反抗的是正史对女性的过滤性简化，通过遥想与艺术化的填充，一个血肉丰满，灵魂丰富的女性完成了精神上的自我确立。作者通过芈月这一人物形象，清洗了历史强行涂抹在女性面容上的厚重油彩，反抗了正史对女性作用的消解与改写。芈月不让须眉力挽狂澜的政治才能以及她毕生争取自尊独立的人格觉醒，预示着女性不但获得了历史，更是推动历史进步，创造崭新历史的力量主体。女性在蒋胜男笔下被塑造成创世者，改写了创世者均为男性充任的性别修辞。不论是治国理家的智谋，还是浪漫爱情的持守，女性均拥有着绝对的优势。
    毋庸置疑，贯穿《芈月传》全书始终的是一种健全的女性主体意识。作者几乎完全颠覆了传统性别观对女性的道德训诫。芈月的形象塑造并不向传统文化倾心礼赞的贤妻良母方向靠拢。比如她勇毅地破除了女性必须保持贞洁的道德伦理，大胆地与心仪的男性相恋相伴。在两性关系中，她拒绝顺从与依附，更不愿意将自己的命运寄望于男人的怜惜与宠爱。在母性方面，芈月也一改为了后代无条件交付自己全部人生的惯常做法。她历经万千辛苦走进政治权利的中心地带，并非完全是为了给儿子争得王位，更是为了实现自己从小便怀抱的鲲鹏之志。这样的人物设定，意味着女性不再按照男权话语规范和男性理想来定义女性自身。此外，在《芈月传》里，蒋胜男睿智而激进地质疑了以男性血缘为正宗的超稳定文化认知。作者借芈月之口，论述到：“先民之初，人只知有其母，不知有父，便无手足相残之事。待知有父，便有手足相残。兄弟同胞从母是天性，从父只是因为利益罢了，所以是最靠不住的。”这样的理念，颇为颖异，也极具颠覆性和挑战性。凡此种种，均明白无误地传达出作者对女性精神自我确立的深切召唤，同时终结了男权主宰历史的中心地位。这是一场女性为建构主体性而发动的性别革命，通过对男权神话的解构，张扬女性作为主体在历史中的崛起。芈月公然宣称：“我也是自己的主人，我由我自己来主宰命运。”无论面对怎样的艰难险阻，都不能改变她的这一信念。由此，她不仅掌控了自己的人生，还能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
    蒋胜男钟情于女性历史的重新建构，她专意书写史书中实有女性的写作路径赋予了女性拥有历史的合法权力，将被放逐的沉默女性重新召唤回历史的家园。或许正是因为对男权文化铁屋现实的正视，对女性内在性匮乏的清醒体悟，才促使作家不竭地发出女性的呐喊。彷徨困惑不是没有，但作家始终心怀探讨文化痼疾与女性精神疑难的勇气。或许，在未来，在远方，在荒芜悖论的大历史里，会走出一条新路。这是一种勇毅的信念，同时也是一种女性意识的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