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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战国时期，象形构形方式基本不再具有构成新字的能力，汉字构形以系统中已有的表义构件、示音构件为材料，汉字的义符系统形成（陈英杰2011：141）。例如：到战国时期，与祭祀神祖有关的字大都加上了表义构件“示”，像“祜、禮、禧、禛、禄、禎、祥、祉、祺、祗、祰、祠、禘、祫、祈、祷、禳、禅、祸、祚”等都是。义符系统的形成，使一个构件可以充当很多形声字的义符，构件的表义概括性增强，形义之间的直观联系变淡，汉字的理据来源于汉字系统内部的相互关联，而不再汲汲于字形本身的象物性，人们就可以根据形体相互区别的需求和书写美观的需求把原来的摹物性线条改造为类型化的线条。小篆中独用的“示”和作为构件的“示”都统一写作“  ”，线条圆转美观，形体舒展对称，象物性消失殆尽。《说文》对“示”的解释是：“ ，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从这个解释可以看到，“示”已经成为与“祭祀神祖”等义相关的类别性符号，这个概括的类别义与“示”原初构形取象的关联已经不大，“示”的书写已摆脱物象的束缚而走向美观化线条，这直接造成许慎已无法根据“示”的小篆形体看到它的原初构意，而只能通过从“示”之字的相互关联来归纳其构意。类型化线条的产生，使汉字书写有了属于自身的规律和规范，这就为汉字书写进一步与汉字构形剥离提供了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字书写的独立性进一步呈现出来，秦隶可以作为书写从构形中脱离出来的例证。早期隶书在结构上是篆文的，而书写上走向平直化。“在字的结构上初期的隶书和小篆没有多大的差别，只是在用笔上有所不同。例如，变圆形为方形，变弧线为直线，这就是最大的区别。”（郭沫若19972）我们以睡虎地秦简为例来看早期隶书的形体变化。在睡虎地秦简中，“年”作  ，从“禾”从“千”；“及”作 ，从“人”从“又”；“更”作 ，从“丙”从“攴”；“史”作 ，从“中”从“又”。这些字在结构上都与篆文一致，还没有粘合为后来通行的独体字，但在书写上已经平直化、笔画化。由上可见，构件表义功能的实现是汉字书写实现线条化、笔画化的前提，是汉字实现书写独立的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