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3 研究人员与机构 国家社科基金翻译类项目的负责人绝大多数来自高校(91%),一方面说明高校人才､资源优势突出,是翻译研究的主力军,同时也说明研究主体单一､其他社会机构对翻译现象关注不足｡ 2.3 讨论与总结 上述数据显示,翻译活动的作用日益突出,对翻译现象的观察与思考逐步成为各领域学术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不仅表现为国家级项目数量持续增加,重大重点项目也开始设立,翻译研究的学术影响力不断扩大,同时也预示着翻译研究未来强劲的发展势头｡ 从各学科分布来看,虽然哲学､民族学､宗教学､新闻与传播等领域持续关注翻译现象,但整体上翻译研究与语言及语言学科的关系依然最为紧密｡ 应该承认,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翻译活动应该(也必然)具有语言之外的属性,摆脱语言模式的桎梏,才有可能客观而全面地认识文化､政治､权利､意识形态､文学规范等因素与翻译的互动关系(谢天振2002:21-23)｡当然,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切忌矫枉过正,虽不必认定语言和文本绝对是翻译的根本属性(Snell-Hornby 2006:151;王东风2006:7),但应该明确,“超语言”策略只是翻译研究多元视角中的一元,语言路向与文化路向应该相互吸收融合,而非相互排斥消解,这应是未来翻译研究的基本战略｡ 就研究体制而言,中国翻译研究的主体是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教学与研究人员,其他组织(如政府部门､市场机构等)参与程度明显不足｡这种研究体制的弊端非常突出:1)由于研究人员教育背景与学术兴趣的影响,翻译“纯”学术问题比重较大,国家战略､社会需求导向的咨询型研究严重不足(如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与翻译､翻译市场规范､翻译人才培养､翻译政策等),翻译研究的社会效应不明显;2)不利于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难以全面认识翻译活动的本质､特征与功效;3)不利于信息沟通､成果互享,难以形成有效的学术“共同体”,无法保证科学研究的系统性与可持续性｡ 3.翻译研究的系统分析 3.1 统计结果 3.1.1 研究性质 根据研究目标的性质及其效用,翻译项目可分为四类: 1)基础性本体研究多为翻译本体要素分析,如翻译性质､功能､过程､质量评估等｡此类研究持续增长,但变化不大;2)应用性实践研究多为翻译操作规范与实践,如翻译实践与策略(翻译､注释､整理等)､翻译教学(包括测试､翻译能力､现代技术等)｡此类研究比重较大(整体超过50%);3)社会性认识(咨询型)研究多为翻译社会影响分析,如翻译与中国文学､文化､政治的关系､翻译对中国文化传播的影响等｡此类研究比重较小(整体为13%),但近年增长明显;4)综合性研究:兼有上述三类之两类或三类｡此类研究比重最小(6%)｡ 3.1.2 研究层次 根据研究对象的层次,翻译项目分为微观与宏观两类｡微观研究关注本体特征､操作规范等议题,依然是翻译研究的主体(整体占67%),而宏观研究侧重翻译的社会文化属性以及与意识形态､权利关系､国家发展等范畴的相互影响,比重依然较小(33%),而且近年增长幅度也小于微观研究｡ 3.1.3 研究跨度 根据研究对象的时间范畴,翻译项目分历时和共时两类｡共时研究考察同时期内的翻译活动,分析翻译现象的静态特征与分布｡共时研究近年虽起伏不定,但依然是主体(68%)｡历时研究关注翻译现象或理念的发展变化,强调翻译研究的历史观与动态属性｡历时研究近年持续增加,近三年平均增幅达5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