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随着对中国传统社会稳定延续之自发社会根源研究的深入,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士”,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所谓“士绅”“绅衿”“乡绅”等阶层越来越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关译著及论著中,因研究者或译者的不同理解,这一阶层被冠以“绅士”“士绅”“乡绅”“名流”“精英”等不同的称谓,并经常混用,对其层次的划分与定位,也有不同的见解。这不仅是受翻译限制和学术话语权的影响,其实质或许在于中西文化传统之不同,也反映了在探求中国发展的自发路径中显现出的对待传统的差异性态度。本文拟在探讨“绅士”“士绅”“乡绅”“名流”“精英”等称谓的西语原意及译法的基础上,从史料中挖掘其历史根源,缕述这些称谓的历史沿革,以期对学界思考这一问题提供线索。 “绅士”“士绅”“名流”“精英”等称谓之译法 随着关注对象的转变,历史研究已从制度史向社会史、文化史不断转变。可以说,对于中国发展路径及其历史的研究,无处不带着我们特有的文化符号。但这些符号却在借鉴、融汇西方方法研究的途径中,存在一些不易觉察却应引起学界注意的变化之处。以明清时期的“士”而言,已与春秋战国之“士”在外延与内涵上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已经是明清基层社会权力实际影响者或掌控者。因研究者或译者的不同理解,他们往往被冠以“绅士”“士绅”“乡绅”“名流”“精英”等称谓。许多学者对这一阶层的定义、社会影响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张仲礼主张以功名与学衔划分。费孝通的名著China's Gentry有多种译法:《中国绅士》(惠海鸣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中国士绅》(赵旭东、秦志杰译本,三联书店2009年版)、《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赵旭东、秦志杰译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等。其中,《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最接近原文的文体构架。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英文原版第1页有一幅素描插图,赫然用毛笔写着“中国士绅”四个字。 对于费正清的著作,因译者不同,用“士绅”及“绅士”皆有,如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就译为士绅。费正清在论述中国社会的本质时,对“士绅”的含义作了扩展,认为:“在农民大众眼里,士绅还包括大地主,这是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可以看出,他更加注重这一群体的实际影响力,在功名之外还加上了财产权作为界定基础。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的译本则采用“绅士”一词,书中强调,“名流”即“绅士”,“至少在满洲人征服期间,稳定的关键因素看起来是传统名流(elite)的延续不断的权势。这一受过教育的有身份的群体,西方人惯常叫做‘绅士’。”(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黄宗智在其名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比较了瞿同祖、张仲礼、萧公权、孔飞力等人的研究成果,并统一采用“士绅”一词。黄宗智是具有汉学背景,同时又用双语来撰写论著的历史学家,这或许更能代表中西文化中对于这一阶层称谓的最接近的表述。 《韦氏大词典》对“gentry”一词有两类五种解释,都是或与教养或与社会阶层有关。《朗文当代英语词典》对“gentry”只有一种解释,仅与上流阶层有关。笔者认为,西语中的“gentry”,都出自西方封建社会发展的路径,与庄园经济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至少与中国传统社会因受儒家文化之传承,科举制度而产生的“士绅”阶层关系不尽相同。而对于“elite”,即所谓“精英”“名流”一词,皆源自法语,《韦氏大词典》对其解释有两类三种,亦与我们对传统社会的理解差异很大。 美国汉学家罗威廉在其《中国最后的帝国:大清王朝》专门论及清代士绅,作者引用费孝通《农民与士绅》一文,认为中国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有两个阶层:农民和绅士,并用拼音注明“nongmin”和“shenshi”。这一做法对于我们理解“gentry”“elite”的翻译问题多有启示。罗威廉认为将“gentry”一词引入对中国的研究并非毫无根据,尽管清代的绅士没有贵族的头衔,但他们像英国的绅士一样是被委任处理当地事务的地主精英(landed-elite)。这或许正是近年来“士绅”被译作“精英”的一个很好的解释。 可以说,对于明清基层社会具有实际影响力的“士绅”阶层,在翻译时并无统一的称谓,由于受西方历史学家先入为主的影响,用法多由英文中“gentry”或“elite”而来。多数学者的侧重点在于对其外延进行界定,以判断其对乡村基层组织的实际影响,而忽略了“士绅”“绅士”等在传统文献中的本来含义,有些则不很贴切地采用了“名流”与“精英”等说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