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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干扰破坏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 民族语文工作和全国其它工作一样，自1958年以后，陆续受到“左”的路线干扰。其中最明显的标志是1958年第二次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民委共同主持，自1958年3月28日起一直开到4月16日。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名义上是总结“两年来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的成就和今后工作的意见”，但是实际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采用“整风”的形式，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批判民族语文工作中的“资产阶级语言学”倾向。会后，国家民委以党组的名义给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少数民族语文工作问题的报告》，中央批转了这份报告，该报告的主要精神于1958年以国家民委文教司的名义，以《为正确贯彻党的民族语文方针而奋斗》为题刊登在《民族研究》第3期杂志上。该报告说“从事语文工作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严重地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两条道路和两种思想的斗争。”还说“普遍存在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影响整个工作甚至可以影响少数民族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我国民族关系的重大问题。”报告还认为:“他们的专业是资产阶级语言学，资产阶级语言学并不适合社会主义事业，一定损害社会主义事业。”会议期间，民族语文工作者尤其是各工作队的主要专业人员，被点名批判。该报告还认为，会议期间的批判不彻底，要求“会后在有关单位主要是科学院的整风中继续彻底进行。[13]”果不其然，1959年1月，在南宁召开的各工作队工作座谈会上，点名批判了一批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自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开始走下坡路。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1963年国家民委领导已经意识到左的错误，企图纠偏，于是3至4月间在北京召开了南方四省区民族语文工作座谈会。会后他们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创不创制文字、改不改革文字、推行不推行这种或那种文字，都应该由各民族广大人民和干部自己来决定。也可以备而不用，也可以先用后来又不用，也可以用了一个时期后不用了后来又再用，这些都应根据各民族自己的意愿来决定。我们按照政策积极帮助，就是做好了工作。”但是，在那段时间里，极左已经是非常时增的倾向，而且越来越左。在这20年多年时间里，主要表现为: 1.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教学、编译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甚至包括一批中青年知识分子，被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乃至牛鬼蛇神被任意批判、斗争。一个个搞得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来，只好夹着尾巴做人。 2.所有新创制的民族文字，几乎无一幸免，全部下马。有的仅仅试行了几个月就夭折了，有的稍微时间长一些，但是基本上都没有在民族地区扎根。原有民族文字的使用也基本上处于停滞或半停滞状态。原来无文字的一些民族有创文字要求的，一律不再设计文字方案，统统使用汉语文。 3.大部分民族语文机构被合并、撤销、降格，人员下放，有的去当老师，有的去扫盲，有的到农村种地。即使在机关、学校、研究所的，也基本上不搞研究、教学或编译工作，先是四清，然后去五七干校…… 4.一些历史比较久的民族文字和文献，也被当作迷信、四旧物品被查抄和销毁。“四人帮”明确地说，少数民族文字“除了蒙、藏、维、哈、朝，其它就不要提了!”即使蒙藏维哈朝，也仅仅翻译了一些马恩列斯文集和毛主席语录和文选。 5.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也受到歧视。根据1980年1月第3次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上一些代表反映，文革中，一些地方把少数民族语言说成是“黑话”被禁止。有些地方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权利被剥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