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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面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 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开始拨乱反正，清算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民族工作自1978年起，连续召开了3次拨乱反正会议(颐和园会议、民族宫会议和昆明会议)，对民族工作中存在的错误路线进行反复的揭露和批判。1979年底至1980年初，在北京专门召开了民族语文工作的拨乱反正会议(第三次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此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新中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第二次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以来民族语文工作的经验教训;纠正极左思潮;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结合民族语文工作的实践，探讨民族语文工作中的重要理论问题;分析研究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修订、落实民族语文重点研究规划。 其后，于1991年6月19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民委《关于进一步做好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报告》(国发【1991】32号，简称32号文件)。此件明确了新时期民族语文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任务。为了贯彻这个报告的精神，同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批准国家民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民族语文工作会议。在此前后，民族语文工作基本上沿着这个文件确定的方向开展工作，得到了全面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基本上纠正了前20多年极左的思想路线给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造成的破坏，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走上了健康道路。民族语文的行政管理、教学、研究、出版、翻译等配套机构得到恢复和重建。 2.民族语文的法制建设得到了重视。省市自治区和地州县一级的法制建设已经形成，对此，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认为“民族语文法制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14]，但是也有人认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给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立法留下了空间。 3.原有少数民族文字扩大了使用范围，新创少数民族文字除了个别文种本民族没有要求恢复使用外，基本上都恢复了使用。根据本民族的要求，还为土族、羌族设计了拼音文字方案。与此同时，根据犯号文件精神，还组织人员对新创文字逐个进行了总结验收，基本上都希望国务院批准为正式文字使用。 4.少数民族文字在行政、司法、传媒、社会、影视、新闻出版、语言传承等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5.所有少数民族文字尤其是非拉丁字母形式的少数民族文字在标准化、信息化、规范化以及网络传输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多数已经建立了国家标准，有的已经建立了国际标准。 6.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和教学实践，已经建立了一整套适应本民族、本地区使用的各种模式的双语教学体制，而且还在不断地取得新的经验。 7.少数民族语言识别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新识别的语种已经达到“文化大革命”前60多种语言的一倍多，目前已经确定的语种为130多种。基本上建立了一套有中国特色语言识别的理论。 8.成立了跨省区的民族语文协作机构，推动了民族语文规划的实施。成立了国家级的民族语文学会多个(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推动了民族语文规划以及民族语文的研究工作。 9.少数民族古文字、古文献的整理、解读和刊布取得了很大成绩。各省自治区都成立了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推动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字的使用和传播。[15] 10.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取得可喜的成果。其中包括描写研究、历史比较研究、应用研究、词典编纂研究、方言研究……。在这个历史阶段出版的研究专著估计在2000种以上，发表的论文约2.2万篇。 11.开始重视濒危少数民族语言的记录、保护和抢救工作，并列入议事日程采取一定措施加以实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