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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我另一个用昆明话写的小说《唱断的花灯调调》发在上海的《小说界》上,当时的主编魏心宏老师打电话给我说这个小说的语言有异质感。 4年前我着手创作《忘川之花》这个发生背景在保山(永昌)、腾冲(腾越)的长篇小说时,我毅然决然地启用了滇西腔调。因为我从小就在父母的滇西腔调里听他们说话,讲从前的故事。这个小说故事里有家族的影子,我必须用那样的语言思维方能编织结构这部小说,否则我无法写。 让我从《忘川之花》里捡一段滇西腔调出来:麻三面有难色,还没吭声,玉兰又问:“咦,这头在搞嘛子?在打跳么?闹哄哄的!”院场心烧起的一大堆火映照得周围红彤彤的,玉兰好奇,提脚便跨进门槛,想看个究竟。火堆边一些人在打跳,空气中除了浓郁的烤肉香,还混杂着些酒香,有个人正扯着干涩的嗓子吼赶马调调——蜂子跟野花好上么,春风么就是媒人,男人和女人好上么,我的山调调就是媒人对面过来的妹子么,你那粉冬冬的脸么咯是给我来掐?…… 以上挑选的文字里有一句“对面过来的妹子么”,《十月》刊发时把我原稿的“妹子”改成了“女子”,为此,曲靖写小说的朋友窦红宇先生拿到我送他的《十月》杂志读到这一段时用笔勾出“女子”来,疑惑地说,这里应该是“妹子”才合嘛,别扭!我回家电脑上查我投出的稿子,原文正是“妹子”。“女子”实非南方口齿!这也反证了责任编辑季亚娅说的她与校对的“斗争”! 几年前,上海作家金宇澄用上海吴侬软语写了一部当代上海的浮世绘《繁花》,三十万字,读下来毫无障碍,就觉得他非得用那样的语言才能写出这样一部有关上海的作品来,他的语言无比生动鲜活。这让我确认文学作品是个载体,它对于方言有保护作用。将来不会说上海话的后上海人必然要从《繁花》这样的小说里来找寻他们的母语和味道! 你说,我要是在我的滇西小说里把“吃茶”写成“喝茶”,岂不是很别扭怪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