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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也注意到，这种“形态”区别往往不是很严格，难以做到“说一不二”。如上所示，殷商时期，“我”具有广泛适应性，其表多数不很严格。“余”也不仅作主语、宾语，还可以作定语；“朕”也不仅作定语，还可以作主语甚至宾语。这种情况西周以后延续下来，且有进一步泛化的趋势。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这种看似扑朔迷离的现象呢？ 经仔细观察，可以看出，上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系统“形态”其实还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大致是这样的：第一，如果句法环境同时提供各种不同的句法位置，这些代词往往“各就各位”，呈现出有序的对立（如上所述）；第二，如果句法环境只提供一个位置，这些代词的出现虽往往体现规律，但不时会有“例外”（如上所述）；第三，如果句法环境同时提供多个相同的句法位置，则常常出现“混乱”现象。这一点上文未涉及，兹举几例：  这种经常出现的混乱同样也不是偶然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