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像 that 这种实义单位和语法单位的重叠、并存现象,明显标示出实在意义向图式意义(语法意义)转化的痕迹(Evans&Green2006:713)。 3.2隐喻扩展观 Heine et al.(1991:46)认为语法化过程是隐喻扩展(Metaphorical extension)过程,即意象图式概念从源域到目的域的映射过程。Heine et al.(1991:48)提出一个源域层级:PERSON→OBJECT→ACTIVITY→SPACE→TIME→QUALITY,这个层级中任何一个抽象度较低的概念都可以用来隐喻性地构建另一个抽象度较高的概念域。例如(be)going to 的语法化过程就是概念隐喻[TIME IS SPACE]促使其从具体的空间意义(“方向”义,ALLATIVE)向抽象的时间义(“将来”义)演化的过程。 Heine et al.(1991)认为隐喻扩展是语境下的重新解读。例如 George 偶遇 Lily,问她去哪里,Lily 可能会回答: “I’m going to town”。Lily 的意思不仅仅指到 town 这一行为的方向性,同时意味着她到 town 去的意向性,(be)going to 的位移性意义于是渐渐可以被相关的意图性“替代”。因为意向是未来取向的,与将来义紧密相关,于是进一步转移最终导致 FUTURE(时间)义解读。隐喻扩展观可以解释语法化意义的强弱连续统问题和方向性问题。 3.3诱发推理观 研究者发现,隐喻解释似乎潜在着问题,因为“源域层级”描述的是意义连续统而不是从空间域到时间域的语义直接转移。从方向义解读到意向义解读的语义转移是语境解读所引发的,或者说是经验相关性引起的重新解读,其结果是转喻而不是隐喻。为此 Traugott &Dasher(2002)提出了诱发推理理论。她们认为,语法化的形式-意义重新分析特征是情境化语言应用导致的。源于具体语境的语用意义或推理逐渐被重新分析为与某一构式相联系的规约意义的一部分。这样的推理是语境“诱发”的,称为诱发推理(invited inferencing)。当诱发推理被一般化(generalised)时,语义变化就发生了。诱发推理与一般化诱发推理的区别在于,后者不是在线建构的,而是一种倾向,但还没有规约化。一旦规约化就是编码意义(coded meanings)。一般化诱发推理可取消(可取消是推理的一个特征),编码意义不能取消。 根据Traugott&Dasher(2002),一个在时空上或说话人态度上“说话人外在(speaker-external)事件”编码构式向“说话人视角”编码构式的转移,称为说话人视角入场(grounding)。例如,(be)going to 的方向性意义表征具体和客观事件,未来意义则有说话人主观视角的入场,在 I’m gonnabe a rocket scientist when I grow up 中,gonna 标示说话人当下在“时间”轴的位置,因此就从较客观意义转移到了较主观意义(Evans&Green2006:722)。情态动词 must 的演变是义务性→认识性、窄域→宽域、弱主观性→强主观性引起的。must 在古英语中是实义动词,意为“be able”,演变成义务动词表权限然后表责任义。从权限到责任对应于增强主观性。早期 must 表责任时是外在于参与者的,即责任义起源于权限授予第三人称指称对象的语境中。在这些语境中,尤其授予权限的人或实体处于权威地位如国王或教会,就会有语境诱发的责任含义。一旦义务义确立,较强的参与者(第一人称)主观用法开始出现。从义务到认识义的转移是更强的从客观到主观的转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