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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意见反映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海外对汉语教材实用化､多元化的需求增多,而当时的教材主要是通用型的,且大都是为国内编写的,因此不能满足海外教学的实际需要｡其中,相关研究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切中要害,改进措施恰当可行｡比如,任远(1995)指出:现有“通用式”教材的弱点表现在:一是教材“量”的剪裁与当地的学制､学时不相吻合;二是课文内容过于“通用化”,缺少与当地国情､民俗相结合,难以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三是语法条目､词汇选择不是建立在语言对比基础上,难以一针见血地解决问题｡据此,文章提出新一代教材必须在“教材容量､课文内容､语言对比”上下功夫｡ 可见,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提出应加强“国别､语别”教材编写的主要理据有二:一是教材编写更新换代的学术动因(如何增强教材的针对性);二是国内编写的通用型教材不适合海外教学实际的情况(如何增强教材的实用性)｡值得注意的是,相关的论述中并没有明确提出教材编写应“国别化”,而这并不是认识上的局限｡我们认为,这一期间海内外学者对教材更新换代的研究及其具体意见和建议是有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的,主张教材编写不应只关注国内,也应关注国外;不应只编通用型,也应加强国别型､语别型教材的编写,是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研究的进步,很有前瞻性和导向性｡ 2.2 基于“走出去”需要而提出教材编写应“国别化” 本世纪以来,随着教学实践和学术研究的深入,特别是为促进教材“走出去”以满足海外汉语教学的需要,而逐步形成了“国别化”的观念｡甘瑞瑗(2004)较早地将“国别化”定义为“针对不同的国家而实行不同/差别的汉语的教学与研究”｡该文虽提出了国别化对外汉语教学的理念与研究方向,但主要研究的是国别化(面向韩国)的对外汉语教学词表｡许琳(2007)表示,“我们正在着手对走出去的汉语教材从根本上进行改革,改革的目标是教材的三贴近,即贴近外国人的思维､贴近外国人的生活､贴近外国人的习惯｡编写方式是中外合作｡”文章虽未提及教材国别化,但所提出的“三贴近”却为主张和支持教材编写国别化的学者普遍认可｡梁冬梅(2008)指出“不少专家学者已经意识到了编写国别汉语教材的重要性”,但目前一些所谓国别汉语教材在针对性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没有充分考虑学习者的特点,没有考虑学习者的母语和汉语之间的差别”“教材内容没有与当地情况适当结合,没有针对学习者的难点设计练习”｡ 2009年12月19-20日,厦门大学汉语国际推广南方基地主办了“2009年汉语国别化教材国际研讨会”,明确提出“国别化汉语教材”“汉语教材国别化”的观念｡郑通涛等(2010)从汉语国别化教材编写理论认知的深化､国别化教材的编写实践､国别化教学与文化因素､国别化教材的立体化建设等几个方面系统梳理了这次会议的成果,并概括了会议形成的“五个重视”的共识:重视国别化的文化表征与各国的教育体系;重视国外非常规学生的学习需求;重视网络传播媒介的巨大作用;重视校际合作､地区合作和国际合作;重视建立国别化教材评价指标体系｡这些意见和建议显然值得重视｡更重要的是,这次会议以后,“汉语教材‘国别化’的呼声越来越高”(陆俭明,2013)｡汉语教材和教学的国别化､本土化的讨论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发表了大量相关的文章,甚至连出版界､媒体都参与了中国教材如何走出去､汉语教材如何国别化的讨论｡ 三 教材“国别化”理据问题探讨 3.1 教材“国别化”的必要性值得探讨 “教材国别化”已成为当下的热门话题,不少学者把“国别化”看成是教材编写的“趋势”“主流”“大势所趋”,乃至教材编写的“根本出路”,如“国别化: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趋势”(郑通涛等,2010),“针对不同国别的本土化教材的编写更是成为汉语教材编写的主流”(陈颖等,2014),编写本土化教材“成为国际汉语教学事业的大势所趋”(董淑慧,2014),如此等等｡教材的国别化既然如此重要,就应该对其所以重要的理据有明确的共识｡然而,迄今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还很不充分,而这个问题并非不言自明｡ 从上文的叙述看,20世纪90年代提出要编写“国别､语别”教材,是学科发展特别是教材更新换代研究的某种必然｡其主要理由是:国内编写的通用型教材容量过大(多数内容也偏难),不适合国外的教学;课文内容缺少与当地国情､民俗的结合;通用型教材缺乏与学习者母语的对比｡但是,近年来提出的教材“国别化”理据似乎并不明确,虽然也可以看到一些相关论述,但跟需要“(国别)化”相比,还缺乏说服力｡事实上,只有对编写国别化教材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充分､深入和细致的讨论,才可能编写出更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的国别教材,否则,很可能在理论和实践上“走偏”,所编教材也不一定真正体现国别型教材应有的内涵和要求｡实际上,目前已有一种不恰当的倾向:认为教材内容和文化取向越国别化越好,与本土结合得越多越紧密越好｡由此看来,进一步探讨“国别化”的理据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教材国别化的必要性,有助于编写出更好的国别型教材｡为此,我们愿从近年来有关教材“国别化”研究的文献中梳理和概括相关的理据并加以评析,希望有助于深化对这一前提性和关键性问题的讨论和共识的形成｡ 3.2 教材“国别化”必要性的相关论述简析 3.2.1 教材“国别化”的间接性理据 一些论述国别化教材的重要文献并没有直接论述“国别化”的理据,但是,从中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理据性论述:(1)在2009年召开的“汉语国别化教材国际研讨会”的总结报道中,就有可以作为举办国别化教材研讨会以及编写国别化教材理由的相关论述:“为适应全球化背景下汉语国际推广的目标,进一步促进对外汉语教材的研究,深化汉语国际教育推广的效果”而主办“本次研讨会”｡(2)“只有转变以往以‘教师为中心’的理念,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教材的国别化问题才具备现实操作的可行性｡”(3)“‘国别化’是为了更好地达到‘影响学生文化’的目的｡”(4)“当前的国际汉语教育教材,大多数是以编者理念､方式､方法为主导本位编写而成的通用性教材,难以满足不同国家､地域､环境里的汉语学习者的不同需求,教材国别化背后隐藏的是多元文化的现实,是各个国家教育体系的特征,所以,研究国别化的文化表征与各国的教育体系,应该成为需要长期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5)“试图编写一部适用于所有国别､所有学习者的汉语教材是无可能的｡‘国别化’的汉语教材正体现出明确的使用对象与教学目标,与学习者文化背景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等特点,即汉语教材的针对性的要求”｡(郑通涛等,20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