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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卷字今音歧异的整理还会遇到另外一些比较棘手的情况。试举一例，以见一端： 纰民切的bīn—pīn歧异 馪[集韵]纰民切bīn（中文10-275） 馪pīn《集韵》纰民切（大字典1840） 纰民切为滂母真韵，pīn音合于反切，与反切不相合的bīn音是语音异变所致：该小韵的“缤”字异变为bīn，因此在同小韵书卷字当中引发今音误注。查该小韵书卷字，《辞源》修订本和《汉语大词典》都是pīn音1例，《汉语大字典》pīn音7例，《中文大辞典》bīn音8例、pīn音2例。大陆三书一律为pīn，《中文大辞典》则是bīn为主流，bīn、pīn二音，海峡两岸各据一端。 大致有三种做法可以消除该组今音歧异：一是取pīn音更动bīn音，二是取bīn音更动pīn音，三是大陆取pīn音台湾取bīn音。前两种办法都只能顾及两岸的一方，不能被顾及的另一方则难以承受大幅度更动今音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三种办法，虽然易于操作，虽然可以求得单方面的内部一致，但海峡两岸的歧异终究不能消除，作为暂时性的权宜处置似乎无可厚非，从海峡两岸语言一统的高度来看，终究还是留有尾巴，存在今音不一致之嫌。三种做法都不是良策。这类歧异的整理，客观性理据比较缺乏，需要倚重宏观调控的手段——由政府最高管理机构牵头，沟通两岸，达成共识，共同运作，通过“一盘棋”的审音机制协调解决(19)。 总起来说，书卷字今音歧异整理工作很不“简单”。因为歧异之音已有“资深”经历，因此，即使同属正—误并立关系的歧异，但是整理工作中的取舍并不相同；即使明属误注性质的今音，也不能单凭古今语音对应规律见“误”辄改。 书卷字今音歧异的整理，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使是改动一个例子，也会涉及许多相关问题，远远不是单凭一本古今音手册对号入座就能解决问题的单纯工作。两千余例歧异今音的整理，需要爬栉的是数倍于两千余例的古今音注及其一系列相关问题，是一个浩大而又复杂的工程。 书卷字今音歧异问题必须进行整理，这是一个肯定的命题，至于整理方面的具体设计，兹事体大，且又涉及海外有关问题，宜于审慎对待。本文关于今音歧异整理方面的讨论，仅就整理工作某些具体问题述及几点粗浅探索，远非方法论之性质，旨在强调整理工作的必要性和有关特点，借以引起读者关注，以便共同研究和推动这项工作。 ①关于今音及其音源的考辨问题，参看范新干：《从〈集韵〉粗本切的今音歧异说起》，《中国语文》2006年第2期。 ②王力：《汉语史稿》（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2页。 ③本文的今音考述涉及《辞源》修订本、《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中文大辞典》等四部辞书，后两书都有几种版本，本文引述时选取的是各本并同的例子；《中文大辞典》的今音标注用的是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母，本文引用时已转换为汉语拼音字母。引例后面的括注中，此四书分别简称为“辞源”、“大词典”、“大字典”、“中文”；数目字指所引之书的册数—页码（或合订本页码）：“辞源”是四册本1998年版，“大词典”是十二册本1986-1993年版，“大字典”是合订本1992年版，“中文”是台湾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版。 ④该书初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印行，后来又被收进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编辑的《国音标准汇编》，由上海开明书店1947年印行，本文依据的就是这个本子。 ⑤何容：《何容文集·国音标准的来历》，台湾：国语日报社，1975年，第6页。 ⑥⑩(13)(14)(17)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国音标准汇编·常用字汇》，上海：上海开明书店，1947年，第13页，第33页，第42页，第53页，第36页。 ⑦程养之：《普通话异读词审音检字》，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65年，第2页。 ⑧(11)(15)徐世荣：《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释例》，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年，第49页，第260页，第159页、227页。 ⑨范新干：《僻音字的今音歧异问题》，《国学研究》第二十五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12)重编国语辞典编辑委员会：《重编国语辞典》，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第2537页。 (16)关于误移引发今音误注的问题，参看范新干：《论僻音字的今音误注现象》，《国学研究》第十八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18)范新干：《论形声书卷字今音之注中的一类混乱现象》，《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2期。 (19)范新干：《海峡两岸书卷字今音歧异整理构想》，《汉语学报》2014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