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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一段不能抹去的历史  《工农兵大学生》，王金昌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个特殊的人群——工农兵大学生。后来，许许多多当年的工农兵大学生，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包括政界各级领导、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商界精英等。 1993年，国家教委、人事部联合下发文件，规定1970至1976年入学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即工农兵大学生的学历，国家承认为“大学普通班”，简称“大普”。年轻的人们会问，那时候的大学是什么样的情形？什么样的学制？他们在校时学的是什么？工农兵大学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30多年过去了的今天，工农兵大学生更有些神秘化了。 由于来自生产和国防建设的基层一线，由于是经过工农兵群众的推荐而上的大学，工农兵大学生在校期间大都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其勤奋刻苦程度较之任何时代的大学生都不差，且学到了一些真知识、真本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工农兵大学生》中的他和她，离开校园走上工作岗位时，正赶上这一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他们弥补了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所面临的人才短缺。 那时，各单位将他们作为骨干，他们也踌躇满志，忙碌地干活，但社会上偏有一些人站在一旁冷嘲热讽，说他们是工农兵大学生，没有真才实学。有些人甚至把工农兵大学生妖魔化了。那时我就憋着一股气，想写点儿东西给工农兵大学生正正名。 随着阅历的增长，我慢慢感觉到，最初自己要“出口气”“正正名”，写个体形象的想法是不全面的。我应该写那个时代的那样一个群体。我开始思考新的视角。 笔头虽然暂时放下了，要做的事情反而更多。这些年来我邀请、采访了数十位毕业于不同学校、不同届次的工农兵大学生，还搜集了十数本工农兵大学生的日记、听课笔记等，翻阅了大量当时的报纸杂志，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素材。尤其是工农兵大学生的日记，阅读之间，使我仿佛又重新回到了当年的大学，置身于三十多年前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 在走访中，曾经的工农兵大学生们，对我写小说《工农兵大学生》，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大部分人很支持，甚至有人主动帮我出主意设计人物形象；但也有人黯然地说：“不要再揭已经结痂的伤疤了”。鼓励也好、回避也罢，往事的牵念、青春的记忆，这些交织着甜蜜与痛苦的复杂感情，给我写这部小说增添了动力。 我一边写作，一边思索：当年我们能上大学，是因为当时存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政策环境；那是一段不能抹去的历史，我们本来也用不着回避。今天，站在历史的长河中看，从1970年开始到1976年7年中，我国高等院校招收工农兵大学生起码对教育体制改革是一种探索。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假设那7年高等院校仍然像1966年之后、1970年之前一样不招生，国家又将是什么样子呢？ 有了这样的认识后，我创作的宗旨更加清晰了，就是要尽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为了将“还原历史本原”的初衷贯彻到底，我在小说的结构上，采取了“分而合之”的写法，像戏剧剧本一样，主要人物先亮相出场，再在情节发展中交汇。这样既可以客观地写出不同经历、性格各异的工农兵大学生，又可以使一个个典型个体，汇集成一代人的群体。 很多同行看到我的小说稿，都说：“你写的是纪实作品吧！”我以前发表的中、长篇小说，权威评价也说像纪实作品。我把这种评价当作是对我的褒奖。这部作品是虚构的，然而读者把虚构的作品认为是纪实之作，那么作品起码做到了“文学真实”。在我看来总比“玄、空、假”要好些。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对这部作品的重视；特别感谢陈彦瑾编辑不厌其烦、多次主动登门与我交流修改意见，使这部作品能在庆祝建国65年之际，能如期与读者见面。（王金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