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浴桓等(1998:110)对我国汉族和维族失语症患者进行了认读文字的研究,发现在汉族失语症患者中,汉字读音障碍患者的书写和词义理解能力正常,而在维族失语症患者中,若对维文有读音障碍,则书写和词义理解能力同时受损。这说明汉字与字母文字在人类大脑中的优势区域不同。曾志朗、王士元(1985)明确指出,汉字和字母文字的优势区域处于不同位置。他们通过半视野(visual half-field)技术研究在不同的文字中识别词的过程,结果表明大脑左半球起更大作用的右视野的优势在字母文字中出现,而大脑右半球起更大作用的左视野的优势在汉字中出现。Li et al.(2004)利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研究了中国说普通话的人群认读汉语动词和名词的脑神经表征,该研究发现这些被试无论认读动词抑或名词,其大脑皮层的活跃区覆盖了左右半脑的大部分区域,包括额叶(Frontal Lobe)、颞叶(Temporal Lobe)、顶叶(Parietal Lobe)和枕叶(Occipital Lobe)。这一研究清楚地表明,作为象形文字的汉字,其认读活动会引起右半脑的积极响应,与表音的字母文字仅引起左半脑的积极响应不同。对此,Sasanuma(1974)的研究更具说服力,其研究以同时存在汉字和表音的假名的日语为母语的失语症患者为对象,发现假名和汉字书写能力的受损情况具有差异性,因左半脑损伤的布洛卡失语症(Broca Aphasia)表现为假名辨识能力受损,因右半脑受损的错字失语症(Goji Aphasia)表现为汉字辨识能力降低。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也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根据马恒芬等(2011)的研究,以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在处理英文任务时,大脑功能磁共振成像显示大脑激活区域与处理汉字型任务时相比无明显增加,均分布于左右两个半脑,而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处理英文型任务时大脑的活动区域主要局限于左半脑,而他们处理汉字型任务时明显出现右半脑的激活。 以上研究成果证明,人类大脑识别字母文字是一种序列处理过程,而处理汉字这一象形文字的过程则涉及视觉图像处理过程。不同文字体系下的人们在长期使用本民族文字的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使用左右半脑的不同倾向,其群体思维倾向性的形成和固化也必定受此影响。胡碧媛等(1989)对150名7—16岁的中国儿童和少年在表意的象形文字和表音的字母文字辨识中大脑左右半球的机能进行了研究,发现7—10岁组被试对汉语单字、双字词和以拼音形式书写的词语辨识都表现出左半球优势,而在11—16岁组中,除11—12岁段的被试对汉语单字表现为左半球优势外,其余被试对汉语单字、汉语双字词、汉语拼音词、英语单词则均表现出其大脑两个半球处于均势,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右半脑开始越来越多的参与汉字处理活动。这一研究说明,即使象形文字背景下的人群在儿童期其大脑的语言优势区域也是左半脑,但随着年龄增长和教育程度的提高,在文字处理过程中右半脑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高,逐渐形成语言文字任务处理中使用右脑的思维习惯,甚至把这一思维习惯下意识地运用到文字系统相异的外语学习中。Yang et al.(2011)的研究也发现,作为晚期的双语者,中国成年的英语学习者在处理汉语和英语的名词和动词时,大脑磁共振成像无明显差异,均表征于大脑左右半脑,也就是说右半脑也参与英语的处理活动,与英语母语者仅表征于左半脑的情形不同。这充分说明,汉字背景下成年的英语学习者在使用母语文字系统过程中形成的思维方式已经固化,成为一种下意识行为,在学习字母文字背景下的英语时也难以改变。长期对某一文字系统的使用过程,是一个悄无声息的思维倾向性的浸染、强化和固化过程,其结果就是使用字母文字的人倾向于对事物的时间属性的思辨,使用象形文字系统的人则倾向于对事物的空间属性的思辨。因文字的影响而固化的思维方式必然反过来表征到语言特点上,具体而言,英民族在长期使用字母文字的过程中,受其影响而形成和固化的思维定势自然而然地外化为以动词为中心的语言特点。同理,汉民族在长期使用汉字的过程中,受其影响而形成和固化的思维定势势必外化为以名物为中心的语言特点。以动词为中心和以名物为中心实质上就是对时间和空间的不同程度的侧重与偏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