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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自他种语言的借源文字为适应语言的特点,一般都有一个“选取—评判—淘汰—再选取—再评判—固定”的过程,甚至要经过更多反复,有些还要加入自创的成分,因此其形成过程多半显得较为漫长和曲折,腓尼基(Phoenicia)字母和日本文字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正式的腓尼基字母形成以前,腓尼基人先后使用过比布洛斯音节文字(Byblos Script)、原始迦南文字(Proto-Canaanite Alphabet)、原始西奈文字(Proto-Sinaitic Script)以及乌加里特文字(Ugaritic Alphabet),但腓尼基人经实践证明,这些文字都不适合腓尼基语以辅音为主的特点。后来,经过漫长的择优过程,腓尼基人最终选定了古埃及文字的字形与辅音原则创制了辅音文字。日语及其文字的情况同样比较复杂。因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语最初用音读和训读的方式借用汉字作为其文字系统,但日语为黏着语,有大量仅表语法意义而无词汇意义的黏着成分(如“です”“ます”),表词的汉字难以表达此类成分,所以日本人只好又借用汉字的音节和部件创造了表音节的字符——假名。可是,表音字符出现后并未完全取代汉字,其原因在于日语存在大量汉源词,而且有很多同音现象,为适应这一特点,日语只能采用假名夹杂汉字的书写系统。由上述两个例子看来,借源文字也是语言的自主选择,文字与语言特点的适配关系在这一选择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总之,语言与文字之间具有一种优选关系,文字须适合语言的特点。通过文字特点的分析,我们也许可以推知语言的基本特点,这是下文论述的重点。 3 从英汉文字特点反推语言特点 3.1 从字母文字的特点反推英语的特点 表音的字母文字的第一个特点是字符数量小,不能满足描摹众多物象的需求。众所周知,象形文字的基本特点就是描摹事物的空间属性如形状、位置关系等,故而字符数量巨大,形体复杂。比如在楔形文字高度发展阶段,基础字符数在500以上。再如汉字,《说文解字》中的小篆仅基础构件就有558个,由这些构件构成的字符数更是巨大(王宁,2000)。象形文字有如此大的字符数,必然有其原因。世界万物丰富多彩,无穷无尽,必然需要大量符号来描摹数量庞大的事物。可是,与表意的象形文字动辄几百个基础字符数的情况不同,表音的字母文字字符的数量很小,比如腓尼基字母初创时只有22个,现代希腊字母24个,拉丁字母26个,西里尔字母33个。在此需要究问的是,到底是何种因素导致字母文字字符数量小?世界万物同时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因而具有空间的规定性和时间的规定性。由于所处地域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世界上不同民族对空间和时间的感知和认识也就存在一定的差异,有的偏向前者,对事物的空间属性如大小、厚薄、长短、位置等较为敏感,而有的则偏向后者,对事物的时间属性如运动变化、先后次序等较为敏感。这种差异一旦表征于语言,就要么偏重名物,要么偏重行为动作。英语等印欧语选择数量较小的字母文字作为自己的文字系统,表明其语言表述不以名物为中心,而是以行为动作为中心,因为相对于名物,行为动作的数量必定要小得多,不需要太多字符即可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从目前有稽可查的文献资料看(王文斌,2013a),原始印欧语基本上以动词词根为基础,词汇的孳乳和扩大主要是在动词词根的基础上通过屈折、词缀等手段得以实现。实际上,公元前古印度多名学者如Sakatayana、Yaska、Pānini等通过对梵语的研究都曾得出过类似的结论(王文斌,2013a)。19世纪初的科勒布鲁克(Colebrooke)(1805:11、12、38、129)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梵语的词根是原生动词(crude verbs),而且这些原生动词是多数名词的派生源,其派生手段就是借助词缀,比如由“vah”(to convey)⑤派生出“vā hana  ” (vehicle),由“likh”(to write)派生出“lekhanī”(pen),由“cint”(to think)派生出“cintā”(idea),由“vac”(to speak)派生出“vākya”(word),由“ ”(to look)派生出“dravyā ”(substance)。而现代印欧语诸语言的实际情况亦如此,由动词性词根派生名词是其普遍的构词方式,如由英语的动词“to drink”派生出“drinker” “drinkery” “drinking”等名词;由德语动词“erfinden”(to invent)派生出“Erfindung”(invention)、“Erfinder”(i n v e n t o r)等名词;由西班牙语的动词“ acto ”(to act)派生出“ actor ”(actor)、“actriz”(actress)、“acción”(action)、“actividad”(activity)等名词。相反,名词派生动词的构词方式却鲜见于印欧语诸语言⑥,即使有少量名转动的现象,其中多数名词词干本身的词源就是动词性的,比如“food”通过内部屈折产生动词“feed”,而“food”本身却来自原始日耳曼语词根“fod”,意为“to tend”“to protect”等。因此,名转动的构词方式所反映的只是印欧语历史上词汇扩展的某个片段而非全部。综上所述,与以大量字符描摹大量事物的以名物为中心的象形文字系统相比,英语等印欧语所采用的字母文字数量很小,其用心显然不在于以名物为中心,借以强调事物的空间规定性,而是以行为动作为重心,把动词词根作为语言构词的根基,强调事物的时间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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