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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形文字的特点之一就是字符数量巨大。高明(1996:41)认为,现行的常用字加上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汉字字符总数在5万个以上。如此巨大的字符数量就是为记录数量同样巨大的名物而备的,汉语若不是以名物表述为主要特点,就不需要如此巨大的字符数量作为其书写系统。汉语强调事物的形状、大小、位置关系等空间属性的特点由此不言自明。 象形文字的另一个特点是描形状物,特别是象形字、指事字更为直接和明显。在汉字进化过程中,时代越早,象形字、指事字这类纯粹表名物的字符在汉字总量中所占比例越高。据统计,在甲骨文中形声字只有260多个,约占已识别的甲骨文字数的28%(陈炜湛、唐钰明,1988:30)。东周金文阶段,形声字占汉字总量的50%(李恩江,1987),到东汉《说文解字》,形声字已增至80%以上(江学旺,2000),而今日则达90%以上。在此需要追问的是,汉语为何需要以象形文字作为书写系统?显然,早期汉语以名物表述为主要特点,否则就不需要通过对物象的描摹来创造文字了。而随后,汉字在辽阔的地域内几千年延续不断保持其生命力,证明汉语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保持了其重名物的空间性特质,因此可以说正是汉语强调名物的这一空间性特质使得汉字的出现和延续成为必然。而汉语几千年来一直保持其空间性特点,由此产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对名物训释考据的学术传统,而非文法分析的传统。王文斌(2013a)以《尔雅》《说文解字》为例论述了汉语偏重名物的特点,认为这两部传统语文学典籍着眼于名物,对名物进行细致的分类和训释,即便是对动作行为的解释,也要依凭名物来框定其范围和所涉对象,比如《说文解字》把“沐”“浴”“洗”分别解释为“濯发”“洒身”“洒足”。总之,上述的汉字特点和中国语文学传统是汉语偏名物、重空间的体现,与字母文字所反映的英语的特点形成鲜明的对照。 4 文字特点对思维和语言的反作用 一个民族究竟选择何种文字,必须依循其语言的特点,然而,一旦选择某一文字系统,其语言的发展必定会受到该文字系统的深刻影响(金健人、许心宏,2010)。 作为语言与思维的生物学基础,人类大脑的认知活动具有优势区域,即功能的分区,左半脑负责序列分析而右半脑负责视觉图像处理(Patterson & Bradshaw 1975)。序列分析关涉到事物的先后次序等属性,是一种与时间联系更加紧密的思维活动,而视觉图像处理关涉到形状、大小等属性,是一种与空间联系更为密切的思维活动。人类大脑识别表音字母文字和表意象形文字是否具有不同的优势区域?这是下文讨论的焦点。 神经心理学领域对欧美人大脑的语言优势区域的研究结果基本取得一致,认为左半脑是语言优势半球,文字和语言的处理均集中于此,而右半脑是空间和图形知觉的优势半球(高定国、郭可教,1993)。上文论及的儿童发育性阅读障碍症的神经生物学基础是左脑皮质的颞—顶联合区的功能异常(Paulesu et al.,2001;Tan et al.,2005;Maisog et al.,2008),这是字母文字背景下的人们语言优势区域在左半脑的有力证据。近年来,基于功能磁共振(f MRI)等新技术手段的神经影像学的研究也得到相同的结果。比如,Nelson et al.(2009)通过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对英语母语者阅读英文文本时大脑的神经影像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些被试在阅读英文文本时,其大脑被激活的区域主要为左侧梭状回(Left Fusiform Gyrus)。名词与动词是语言中最基本的两个词类,一般认为名词与动词的认读会引起截然不同的脑神经反应,但一系列认读英语及其他印欧语动词和名词时的脑神经表征的研究表明,虽然通过神经影像学得到的动词和名词的脑神经表征分布于大脑皮层的不同区域,但均在左半脑范围之内(Shapiro & Caramazza,2003;Burton et al.,2009)。Tyler et al.(2008)的研究更为细化,采用同音同形的名词和动词作为认读目标,只是在其前添加冠词构成名词短语(NP)或添加人称代词构成动词短语(VP)以示区别。功能磁共振扫描结果显示,认读NP和VP时激活的脑神经区域均为左后颞中回(Left Posterior Middle Temporal Gyrus),只是认读VP时激活的区域稍大一点儿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