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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文字的另一个特点是表音。英语所使用的字母文字,其单个音素一般仅表音而无意义,只有音素的线性组合才能表达意义。因此,英语的书面形式不过是其口语的视觉化转换,除可视化外,与口语发出的声音大致没有差别。同为日耳曼语族成员的德语在这方面的表现更为严格,除外来词,德语的拼写与发音基本一致,只要能说就能拼写出来。如此看来,一个字母(严格来说是字母所代表的音素)就如时间流之中的一个片段,字母之于英语,大约如“毫秒”或“秒”之于时间。在这样的文字系统下,阅读时大脑对文字符号的处理必须像处理口语那样严格按照字符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首先要把视觉形式转换为声音形式,再进行意义的解读,表现为一种“形—音—义”的加工和转换过程,所以语音加工是以表音字母文字为背景的儿童阅读能力获得和发展的核心认知因素(李秀红、静进,2010)。正因为如此,字母文字背景下的儿童发育性阅读障碍症(Developmental Dyslexia)主要表现为语音加工缺失,并且具有普遍性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左脑皮质的颞—顶联合区(Temporal-parietal Junction)的功能异常,而该区域主要负责文字的音素分析和形音转换(Paulesu et al.,2001;Tan et al.,2005;Maisog et al.,2008)。总之,在表音字母文字文本阅读中,大脑对文字的处理必须严格按照线性排列音素的先后顺序进行,是一种严格的序列处理活动,与时间的基本特征相符。与字母文字文本阅读的神经机制形成对比,象形文字文本阅读的过程含有明显的图像处理过程,可由字形直接进入语义解读。张积家等(2007)对东巴象形文字识别中形、音、义的激活顺序进行了研究,其结果显示,字形信息首先被激活,其次是语义,而字音的激活则不明显。由此可知,字母文字与象形文字这两种文字的文本阅读是存在差异的,这种情况的产生与各自所匹配的语言紧密相关。印欧语富于分析性,动词性成分强调时、体、态、数等语法范畴的变化,即使名词性成分也要强调性、数、格等范畴变化。这种特点决定了语言的表述时时刻刻处于变化之中,而这种变化却又只能借助语音的变化来实现,所以其文字符号只能是表音素的,而且不论口语还是文字文本,其表述都呈现出一种序列性特点。相反,象形文字所对应的语言一般来说都是综合性的,缺少形态变化,也就基本不需要相应的语音变化来实现其词形变化,所以,其文字符号仍保持起源时的特点,即主要表空间。在由这种文字形成的文本的阅读中也自然就有了所谓“一目十行”的跳跃式阅读方式。 通过两种文字的比较,英汉两种语言在时间性与空间性方面的差异昭然已现,英语具有显著的时间属性,具有时间性特质。 3.2 从汉字的特点反推汉语的特点 汉字为象形文字系统,或者严格地说,汉字肇始于象形符号系统。象形字是其最早成系统的文字,它直接描摹事物的形状,如“山、石、土、田、火、水、木”等,这类汉字所表达的意义几乎都是名物。象形字之后出现了指事字、会意字。指事字是在象形字上加指示性符号以凸显某物的某个部分,如“刃、本、末、上、下”等,这类汉字与象形字一样,多半表小名物。会意字则是以两个或多个象形字或指事字组合,这样就能表达更为抽象的意义,比如“林、体、伐、采、困”等。虽然会意字更多地出现了动作、情态等较为抽象的意义,但这些抽象的意义是借助具体名物的空间关系表达出来的,比如“伐”,由“人”与“戈”两者的空间关系综合而成,表示人持武器攻击的意思。到了形声文字阶段,出现了声符,声符和形符的组合使文字的数量倍增,这是汉字成熟的标志。形声字虽有纯粹表音的声旁,但汉字的声旁与英语那样的表音字母文字的性质完全不同。首先,汉字声旁本身是象形字、指事字或会意字,可独立成字,如“沐”字中的“木”“忍”字中的“刃”以及“菜”字中的“采”。其次,有的字符在此字是声旁,在彼字却是形旁,如“洋”和“群”中的“羊”。此外,一部分后起形声字的早期字形恰恰是其声旁,如“有”之“又”“在”之“才”等。显而易见,表音只不过是表意字符功能的扩大而非转变。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序言里就开宗明义地表示:“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文”就是独体的象形文,而“字”则由“文”孳乳生发而来,与“文”是一脉相传的。因此毫无疑问,从文字基因角度看汉字仍是典型的以形表意的象形文字系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