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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斡尔语记音符号”不仅成为记录民族语言､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工具,而且还成为文艺创作的辅助工具｡如,恩和巴图用此记音符号编写《达汉小词典》,那顺达来编写《汉达词典》,敖拉·额尔很巴雅尔､莫尔丁·恩和巴图编写《达斡尔语读本》,孟志东编著《中国达斡尔语韵文体文学作品选集》｡ 新中国成立后的“达斡尔文字”方案中建国初期制定的以基里尔字母为基础的方案之意义重大,因为该方案是由国家组织实施并得到国家认可的｡无论是建国初期制定的达斡尔文字,还是改革开放后“达斡尔语记音符号”,以及“达斡尔语标音字母”方案,都与国家民族语文政策息息相关｡ 上述三个阶段的达斡尔文字具有不同的特征｡清代“达呼尔文”是达斡尔民间文化孕育的文字,体现了达斡尔民间“文字自发”的特征｡20世纪初的“达斡尔文字方案”是达斡尔文化人士制定并在局部地区推广的文字,体现了达斡尔文人“文字自觉”的特征｡建国初期制定的以基里尔字母为基础的达斡尔文是国家组织制定的民族文字｡改革开放后的“达斡尔语记音符号”,以及“达斡尔语标音字母”方案由达斡尔学术团体组织制定,体现了国家民族语文政策｡从民间“文字自发”到文人“文字自觉”,再到国家“文字创制”,达斡尔文字逐渐走向成熟｡ 历史上,达斡尔文字的创制有两个特点:第一,时代性｡无论是清代达呼尔文,还是20世纪初“4种文字方案”,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达斡尔文字方案”,都离不开时代因素｡20世纪初,钦同普､郭道甫或积极应用或评价清代达呼尔文,并主动寻找达斡尔文字新的道路｡清代,达斡尔人吸收满族文化,用满文字母创制达呼尔文;新中国成立后,受汉语拼音方案的影响,提出了拉丁字母拼写方案｡第二,延续性｡20世纪初,郭道甫､德古来､沃文德的拉丁字母文字方案有着紧密联系,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以基里尔字母为基础的文字方案,与20世纪初的钦同普文字方案也紧密相关｡改革开放后的记音符号方案,也是在20世纪初拉丁字母文字方案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达斡尔文字创制与发展,反映出不同时期的达斡尔文化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