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记 此文写于1982年，旨在反驳当时某报对影片《天云山传奇》的批判，从未发表过。之所以又将其拿出来，主要因为此文所针对的思想观点和方法，迄今为止仍在相当一些领域里相当程度地存在着，只是比较隐蔽和婉转了而已。历史是一面镜子。翻翻过去的旧帐，对解决现实问题或许会有些启迪。 读某报发表的袁康、晓文对前不久放映的影片《天云山传奇》（以下简称“传奇”）的批评文章（以下简称“袁文”），其“批评”套路，不禁让人联想起“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所谓“毒草影片”、“反党小说”进行“革命大批判”的那些非常粗暴、蛮横和荒谬的做法。 其一，“对照法”，即把作品和某经典著作和政治文件相对照，找出二者“不相符”之处，然后对作品大加鞭笞。“袁文”也是这样，它把“传奇”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反右斗争的评价相对照，认为“传奇”“只是通过主人公罗群的不幸遭遇，着意渲染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的一面，根本不去反映‘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一面”，“完全否定”了“反右斗争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这样进行对照的批评方法，很站不住脚。文艺作品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是通过对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艺术描写来实现的。它只能截取现实生活的一个侧面或横断面，不可能像政论文章和政治文件那样，对历史事件和现实存在进行综合、全面地科学分析。“传奇”选择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这样的典型环境，塾造了此典型环境中的一系列典型形象，并不等于对反右斗争的“完全否定”。况且，“传奇”拍摄于“决议”发表之前，要求编导在影片中为“决议”的观点进行图解和注释，无疑非常荒唐。难道我们可以用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评价农民阶级的观点，指责鲁迅的《阿Q正传》“完全否定”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反抗性和斗争性吗？ 其二，“嫁接法”，即把明显谬误的观点嫁接或者说强加给文艺作品，然后尖锐地进行批判。“传奇”的编导说过：“艺术家有责任把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这里所说的“历史的颠倒”，是指反右斗争扩大化，将正确的意见指责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提意见的同志打成与“地富反坏”为伍的“阶级敌人”。但“袁文”却批判说：“影片的编导把整个反右斗争看作是‘历史的颠倒’”。这种移“莠”接“良”的做法实在是太不实事求是了。 其三，“等同法”，即把作品中某些人物的言语和思想，同作者联系起来并划上等号。在“传奇”中，周瑜贞是一个性格开朗、思想解放，但有时也有些偏激情绪的典型形象。“袁文”把周瑜贞的个别话语当成影片编导的指导思想，说编导“把反右斗争的扩大化错误同‘四人帮’打击迫害干部的反革命行径相提并论、混为一谈”，“从根本上否定了反右斗争的必要性”。这种批判实在不能让人接受。如果这个逻辑被确认，那么，任何作家和作者都随时会被戴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因为，无论在那一部文艺作品里，所描写的人物都不可能是“高大全”式的英雄，都会有一些“不慎言词”。如果可以以此给作者定罪，那实在是太容易了，随时都可以抓住他们的把柄，没有谁可以幸免。 其四，“类比法”，即把作品中的某个党组织领导干部类比为党的化身，认为描写他的缺点就是污蔑党的形象，批评他的错误就是批判党的路线和政策。这种“批评”手法，在“袁文”里表现得非常明显。“袁文”说，“传奇”突出地揭露和鞭笞了吴遥这个人物，就是认为“党的领导干部大都是吴遥式的品质不好的人”，就是“为了揭露、批判党的‘极左路线’”。还说：“这样，编导在指导思想上就不仅把一九五七年以来我们党的工作全盘否定了，而且影片还引导观众把对吴遥的憎恨转化为对党组织的不满和埋怨”。啊呀，这是多么大的帽子啊！再往前走一步，“传奇”简直就是一株“反党”的“大毒草”了。但是，人们不仅要问，吴遥之流有资格代表中国共产党吗？影片着意歌颂了像罗群这样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共产党人，赞扬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纠正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重大决策，怎么能说是“损害党的形象”呢？ 其五，“夸大法”，即把作品的某些缺点极力夸大，以偏概全。比如，“传奇”对大坝抢险一场中罗群所起作用的描写，确有不当、不可信之嫌。但白璧微瑕，并不足以完全否定罗群这个形象的真实性。然而，“袁文”竟然以此得出结论说：“罗群这个人物虽然高大完美，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不真实。”这种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的批评手法，委实让人难以信服。 其六，“上纲上线法”，即轻率、粗暴地给作品下政治结论。这一点，在“袁文”里表现得很突出。“袁文”给“传奇”作的政治结论是：“完全歪曲了反右斗争中的阶级关系”，“毁坏了党的形象”。在“文化大革命”业已结束五年之久的今天，这种动辄“上纲上线”、给被批评者扣政治罪名的做法，早已不得人心了。这种做法对于开展正确的文艺批评有害无益，还是改一改为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