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学文的《血梅花》以抗战为背景。尽管以民族苦难作为故事的背景，但小说却没有陷入苦难叙事的悲戚境地，反而洋溢着一种乐观向上的热血青春色彩。
    单纯的历史叙事绝不会有这样的张力，小说让我们看到了文学作为历史的另一种形式，靠细节和温度锻造出来的力量。
    胡学文的新作《血梅花》（山东文艺出版社2016年5月版）与他以往的任何写作都不同，是到目前为止他写得最好看的小说。胡学文一直以写现实题材著称，以长篇写历史，他在此前没有过。而在当下有关小说的观念中，《血梅花》的题材选择及其写法都是有风险的。就题材上来看，这部作品的情节背景和故事架构是抗战，尽管抗战作为文学资源取之不尽且应当竭力表现，但此类题材的长篇写作在当下文学现场极其丰富，新作很容易被淹没。
    而在写法上，这部作品与中国传统小说存在着“隔代遗传”关系，即作者跨过先锋文学以来的新现实主义写作，甚至也跨过了革命现实主义写作而直追中国古典小说传统，作者在其中贯穿着主角至上和传奇性的叙事策略；尽管没有使用章回题目，但规整的章节和情节结构——每一章由两节组成，每一节会集中在一两个矛盾冲突上——无疑是在向章回小说致敬。胡学文在此前的写作中已经凭借丰富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经验和长篇小说实践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血梅花》的临险不惧体现出他的写作勇气。
    抛开作者在题材和叙事形式上的选择不论，《血梅花》从人物命运的中段进入故事，开篇即是一场日寇的凶残劫掠，柳东雨及陆东芬和另外两名女性被抓后拟充作慰安妇，押解途中被自诩为“闯王”的土匪林闯相救。作者由此切入描写一个家庭在东北沦陷期的抗战史，家住柳条囤的柳家世代以打猎为生，儿子柳东风、女儿柳东雨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日本人占领东北后，父亲常常神秘地走向密林，幼小的柳东风探知父亲是在给抗日力量“梅花军”运送母亲做的布鞋。终有一日父亲失踪了，柳东风发誓要找到父亲，母亲病逝后这个希望越来越渺茫，两兄妹对日寇的国恨家仇随之日渐滋长。兄妹曾救起一个受伤的人，在交往过程中柳东雨与其暗生情愫，这个化名“宋高”的人实际上是以经商为名四处活动的日本暗探松岛。日寇武力统治加紧后，柳东风的妻儿惨死在敌人屠刀之下，柳氏兄妹失散后各自踏上了复仇之路，每每杀死鬼子,都会留下血梅花的记号，“梅花军”成为日寇的心腹之患。松岛奉命打探“梅花军”的消息，当真相大白之后，柳东风以身许国，而柳东雨也面临着生命的抉择。
    《血梅花》可谓是一部“寻找”之书。柳东风由寻父到寻“梅花军”，柳东雨寻兄、寻爱，他们始终在寻找的路上。尽管“梅花军”从未正面出现，是否真的有这样一支队伍也成了谜，真相变得不那么重要，但从最初的寻找到以行动诠释这支队伍的意义，杀敌报国一直是兄妹不变的信念，这也成为他们出入枪林弹雨的主要动力。以柳氏兄妹二人的行动为线索，小说在叙述上使用了双弧线结构，柳东雨是现实线索，一路向前，是小说中的进行时态；而对柳东风的书写则是回忆性手法，通过回忆写出了家庭的历史和二人成长的经历。而每一章的两节之中，第一节写柳东雨，第二节必写柳东风，循环往复，文本整体的圆润度充分反映出作者驾驭故事的能力。兄妹二人由合到分再到合，侵略者像一枚巨大的子弹契入兄妹之间，但灵魂中的血性让他们即便在分离中也能够不畏凶险，游走在危险的边缘，以柳叶刀削杀敌人的锋芒。正是在这个殊途同归的流线型叙述模型中，《血梅花》表现了国破家亡时代普通民众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信心和决心，讴歌了乐观向上、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民族精神。悲壮的结尾使后人看到了救亡图存的艰难和先辈们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了东北沦陷区复杂的民间抗日生态。
    与中短篇小说写作不同，长篇小说中的故事支撑力显得尤为重要。《血梅花》从陌生化、寓言化的所谓“文学性”的语言形式中走出来，紧紧围绕挑动线索的主要人物形成冲突，线索明晰，角色清楚，价值判断明确，故事严整。区别于常见的正面或敌后的抗战叙事视角，《血梅花》的民间立场在解构和重建的框架下让历史更丰盈，也更有温度。一方面，面对日寇在东北大地上的残暴行径，首先是民众骨子里反侵略、反殖民的力量被激发出来，正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各派势力统一到反日斗争中，包括像林闯这样不从属于任何政治势力的“土匪”队伍，抗日成为道德评判的最低标准。在这一点上，代表着民族文化传统的乡村士绅阶层表现最为强烈，《血梅花》中的柳秀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小说中多次写到他对国家羸弱到丧权失地的地步表现出极大的愤懑，而柳氏兄妹拜在他的门下接受教育，为日后他们的性格形成和命运走向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胡学文在其中将家事、情事与国事结合在一起，并无所谓孰轻孰重的问题，形成了一个靠历史经验奠基，以文学逻辑推导，不带任何先验色彩的抗战文本，血肉丰满，既有沉重感又有鲜活性。尽管以民族苦难作为故事的背景，但小说却没有陷入苦难叙事的悲戚境地，反而洋溢着一种乐观向上的热血青春色彩。特别是柳东雨、林闯、二丫这三个同代人，他们性格倔强、豁达开朗、思维活跃，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书中为他们设置了诸多的对话场景，充分表现了他们言谈中的思辨力和行为中的机敏与智慧，这种人物性格与日寇的凶残形成对比，成为全书重要的看点。柳东风与两任妻子都恩爱有加，但他们都先后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下；柳东雨与“宋高”的感情曾经是真挚的，但当松岛的真实身份暴露之后，感情越真其悲剧性越深刻；而柳东雨与林闯因抗日成为同盟，但二人之间的交往则给读者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就像旷新年曾说过的那样，“革命加恋爱”这一模式的巨大成功的秘密，在于将五四以来的爱情与革命、性与政治这两大流行和尖端的问题结合起来，抓住了苦闷和敏感的时代青年的心灵。柳东风、柳东雨、林闯、魏红侠、二丫们的爱情成为民族抗日救亡中的温暖色彩，在小说中形成了有效的感染力。
    这部小说让我们看到了文学作为历史的另一种形式，靠细节和温度锻造出来的力量。作者写柳东风在父亲的带领下到柳秀才家中拜师，看到了一根竖在屋角的竹竿，柳东风猜测那是用来关天窗的。事实上，小说家笔下的每一样事物都不会是一件简单的实用之物，在接下来的情节中，竹竿就成为柳秀才秉持的民族大义的化身，时时被用来拷问柳氏兄妹。如同常说的那样，小说家如果写到墙上有一张弓，那么在小说中这张弓一定要射出箭来——想必这根竹竿也是《血梅花》成功的标志之一。